一个5万亿级别大市场将到:国民人均消费大涨30% 相关企业暴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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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5万亿级别大市场将到:国民人均消费大涨30% 相关企业暴增50%

目前,我国人民的运动健身热情日益高涨,数据显示: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了37.2%。并且,人均体育消费金额也在持续提升,其中2020年同比增长超过30%。 全民健身计划促5万亿产业“动”起来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对实现“健身自由”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其中有对青少年、老年人、农民、妇女等重点群体的促进方案,也有对设施供给、赛事活动、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的新任务。 在浙江,64岁的沈吉夫正在跟随着大屏幕上演示的动作学习武术套路。这款“国术大屏”不仅可以示范动作,还能第一时间采集动作信息,给出相应的分数反馈。 科技融入体育,不仅解决了健身无指导的痛点,还助力场馆转型升级。 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总裁 李晓斌:我们现在正斥资9500万元进行场馆的技术革新,将来从球友进入到园区开始,我们的智能指挥系统就全面启动了。 随着体育科技的进步,我国体育产业迅速发展。刘仁海是庆云县崔口镇第一批体育器材制造商。如今,他创办了自己的体育器材生产公司,年销售收入过亿元。 山东某体育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仁海:一台电焊机、一台切割机,就慢慢开始起步了,焊接的器材就是单双杠、篮球架,针对中小学的器材。 随着“全民健康”深入人心,庆云县的体育产业迎来了发展的快车道,崔口镇也与时俱进规划建设了高端体育装备产业园。 截至目前,庆云县拥有体育器材制造及销售企业200多家,体育产业产值超40亿元,销售网络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老百姓对体育锻炼的需求,带动了体育相关企业的发展。2019年和2020年分别新增超159万和180万家与体育相关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已新增超112万家体育相关企业,同比增长54%。 按照《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要达到38.5%,新建或改扩建2000个以上健身场地,实现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雪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水平提高,包括我们对人的发展日趋重视,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是会保持很高速的水平。 本次计划提出2025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达到5万亿元,截至2019年底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约为2.95万亿元,按此计算,2020-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为9.2%,体育产业和消费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加速涌现,极大促进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体育产业将迎来升级发展的广阔空间。 缺设备!体育老师自制上万件体育器材 全民健身热情高涨,但也存在诸多痛点,比方说,健身场地够不够用,健身方法是否科学,如何来通堵点、解难点、治痛点? 近期,因为运动互相抢场地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也凸显出身边公共健身场地少的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体育场地354.44万个,体育场地面积29.17亿平方米,国内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08平方米,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除了场地缺乏的问题,一些地方的运动设施也不健全,在云南昆明市官渡区白汉场中心学校,由于缺乏运动器材,体育老师毕首金利用塑料瓶、旧铁丝、PVC管等边角料发明了11623件体育器材。 除此之外,运动健身无指导等情况也日渐突出。 在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公园里,不少人吊在一种所谓的“颈椎牵引器”上健身,他们把头用牵引装置吊起,跟随绳索摆动,甚至做出一些危险动作,多人交替轮流体验。 其实除了“吊颈”健身,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健身”方式,比如头朝地,撞树,在单双杠上“飞旋”等,这些健身方式看上去眼花缭乱,但危险系数很高。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 钱俊伟:全民健身计划的发布,就是为了解决当前全民健身一直困扰的痛点。比如场地设施的不充分,还有关于丰富赛事体系的建设,高质量健身的这种需求等,从而让全民健身在2021到2025有个新的高质量发展。
通胀分化不具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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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分化不具长期性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7月中国通胀数据显示,PPI与CPI同比增长持续分化。市场担心中国通胀剪刀差扩大将进一步掣肘中国下半年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 通胀分化将收窄 我们认为当前通胀分化不具备长期性:一是PPI边际增长开始弱化。具体来说,中国外需增长放缓及全球PMI边际收缩将驱动PPI价格水平开始回落。二是CPI将总体保持温和通胀水平。一方面,我们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筑底反弹将拉动CPI回升。另一方面,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减少对消费者物价水平的双向扰动。随着下半年CPI温和上行,而PPI开始高位回落,通胀分化将渐行收窄。 基于我们的预测模型,在一般情景下(假设当前疫情蔓延可得到有效控制,极端性气候出现概率降低),今年中国四季度CPI同比均值将回升至2.3%,而四季度PPI同比均值将回落至6.7%。 PPI拐点已至 进入2021年以来,PPI快速上行。从需求端来看,拉动本轮PPI上行的主要动力实际是美国居民加杠杆。疫情期间美国财政部一系列的家庭补贴支持使得美国居民收入增速是疫情前的1.5~2倍(疫情后居民收入增速为8%上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以及更低的房地产按揭利率促使美国居民购房意愿强化,美国地产市场火爆推高相关生产与生活资料需求。由于疫情对美国劳动生产瓶颈持续约束,美国对中国外需大幅提高,从而拉动上半年中国PPI一路上行。 从供给端来看,疫情蔓延下,全球供给瓶颈使得大宗商品从挖掘、材料加工到运输的中间成本显着抬升。此外,高温天气和洪涝灾害导致中国多省份用电负荷加剧,煤炭、钢铁等消耗量提高加剧了工业原材料供给端的不稳定性。最后,受到双碳环保政策影响,部分对环境污染影响较大的大宗商品(如焦煤、动力煤)供给开始收紧并传导影响工业价格上行。 尽管7月中国PPI同比重回9%的高位,但我们认为当前PPI边际增长动力已经呈现弱化势态。 首先,美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边际下滑将弱化中国外需。具体来说,美国即将在三季度结束对美国家庭部门的财政补贴发放,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收窄,家庭部门消费支出将受到约束,这将导致中国出口订单下降并传导影响工业生产价格水平回落。 其次,通胀过热影响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当前持续超预期的消费者物价水平抑制了美国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我们发现受到通胀预期持续上升的影响,美国消费者对汽车和家电的消费意愿开始回落(图1)。这反映了高通胀弱化了美国家庭部门购买力。 最后,全球制造业活动边际收缩将驱动大宗商品价格下行。一方面,受到全球疫情持续影响,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恢复阻力仍然较大。另一方面,美联储开启紧缩路径已在眼前,资本回流将进一步抑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投资与生产活动。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滞缓引导实际短期利率预期下行。由于全球短期利率对全球PMI走势存在领先性(通常领先14~16个月),因此基于短期利率预测未来全球PMI将开始回落。而考虑到全球PMI与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存在一定同步性,我们预测全球工业金属价格下行将影响中国PPI进一步回落(见图2)。 CPI仍存上涨空间 尽管从7月中国社融数据来看,表内融资超预期下滑意味着短中期内居民和企业融资需求难以强劲支持消费者物价水平进一步上行。但我们仍认为中国CPI上涨存在空间。 首先,猪肉价格已经筑底,CPI难降。本次CPI下降源于食品价格下滑。而食品项中,猪肉价格是拖累消费者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我们拿掉猪肉价格,核心CPI水平基本是上行的(图3)。从去年年底开始,随着非洲猪瘟影响逐步消退,生猪存栏量与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呈现增长势态,从而导致猪价从今年1月以来持续下跌。进入6月份,猪价开始触底反弹,而7月又出现回落。 但我们认为,7月猪价回落仅是阶段性的,原因是东北地区生猪供给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猪肉供应商出现区域性集中低价抛售生猪的行为。这直接抑制了猪肉均价反弹。当前中国生猪市场已连续数月深度亏损,猪肉价格已经筑底,继续下跌的可能已经不大。未来猪肉价格反弹或将推动CPI上行。但考虑到生猪供大于求的情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下半年猪肉价格上行空间有限。 其次,当前宏观政策有利于维持温和通胀水平。一方面,当前货币政策减少了对通胀变化的双向扰动。目前,全球与疫情的抗争已进入相持阶段,疫情反弹的不确定性仍大,维持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亦不会过分宽松。一是央行将继续坚守“财政纪律”以稳定宏观总杠杆并降低政府杠杆率。二是考虑到美国缩减资产购买(Tapering)的临近。一旦美国启动紧缩政策,中国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较小。这是因为两国政策分化越大,国内资本外流也将加剧。即便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松货币的效果可能也不会显着。因此,我们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会对消费者物价水平造成过多刺激也不会影响消费者物价水平下滑。 下半年中国CPI与PPI预测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对下半年通胀水平进一步做出实证预测(图4)。关于CPI预测,我们采用2019年7月~2021年7月历史数据,在分析食品烟酒(包括畜肉、鲜菜、蛋类、鲜果、烟草及粮食)、衣着、居住、生活用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各项供需状况后,对各项2020~2021年对应月份环比进行预测加成,并基于环比进一步推算同比。根据我们的模型,在一般情景下,今年四季度CPI同比均值约为2.3%。 关于PPI预测。PPI走势主要受原油、工业金属、化工和机械等行业供需变化影响显着。因此,我们选取南华原油指数、Myspic综合钢价指数、中国汽油批发价格指数以及制造业PMI指标对PPI环比进行拟合,并进一步预测PPI同比。基于我们的模型,在一般情景下(假设当前疫情蔓延可得到有效控制,极端性气候出现概率降低),四季度PPI同比均值为6.7%。 实证预测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对年底CPI与PPI通胀分化收窄的看法。但需要注意,若疫情恶化并进一步蔓延全国,通胀分化将持续甚至扩大。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张弘顼系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刘元春深度剖析中国经济形势:三大核心力量支撑下半年经济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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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深度剖析中国经济形势:三大核心力量支撑下半年经济向好

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的核心基础在于投资和外需。下半年,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态势的核心力量有三:一是下半年财政支出力度和规模会进一步加速,货币政策也有很大调整空间。二是“十四五规划”已经出台,下半年会进入到全面落实、全面实施的新进程之中,一些大项目、大投资会带来很好的一个支撑力。三是世界范围内的供应链的瓶颈效应比想象中严重,因此我国下半年的出口虽然可能有所回落,但是依然会成为短期支撑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力量。 但他也同时提醒,外部环境的变异,特别是美国宽松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兴起的新一轮对华政策打压和遏制,可能是今年底和明年初我国要承受一个最大的压力。 对于各方关注的通胀形势,刘元春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形势与欧美的通胀形势有本质的差别。“我们面临的是供给端的成本冲击问题,欧美实际面临的是需求端的物价上涨和货币流动性的宽松释放,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定要以内为主,而不是简单跟随欧美进行调整。”刘元春认为,下半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定要回归中心点位,使货币供应数量与名义GDP增长有一个匹配性。 “在宏观政策平衡方面,需要在投资和出口上好好做文章。对于消费,还是应当从中长期的角度来提升消费基础,提升消费和供求的匹配度,更重要的是从收入分配角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以此来提升消费。”刘元春说。 以下是访谈实录: 1. 如何评价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 刘元春:最满意的肯定是在全球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率先接近了经济复苏的常态化。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2.7%,是全球几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达到两数位增长的。 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出现稳中向好、复苏基础不断夯实这种态势的核心基础在于两点:一方面是投资逐步得到加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外需。在疫情还在世界范围蔓延的情况下,全球需求复苏和供给瓶颈错位,导致中国的出口保持非常强劲的态势,因此,可以看到中国需求复苏的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我国供给复苏表现得更为亮丽。因为去年疫情爆发后,我国采取的纾困政策主要是在于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因此我国供应链、工业链的恢复状况良好,虽然目前供需两侧恢复得不对称,但是都步入到一个很坚实的新的复苏阶段。 当然,如果对上半年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复盘,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我国补短板取得明显成效,先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消费基本恢复正常,上半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长46.8%,已经基本上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制造业投资已经摆脱一季度的负增长态势,较2019年已经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正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内生动能开始出现,在企业的利润、居民的收入和政府的财政状况等方面,都在逐渐改善。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是中国的政策推动力量开始全面向市场增长动能转变的一个过程。 2,如何展望2021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刘元春:展望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我国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特殊人群的就业还不是很好;上游产品,特别是以石油为主体的大宗商品价格带来成本冲击还很严重;消费需求复苏还有相当长路要走。但是我们认为这都是复苏进程中的一种常态性现象。 下半年中国经济会是一个持续向好的态势,支撑它的核心力量在于: 第一,上半年的财政支出速度相对偏慢,这决定了下半年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财政支出的力度和规模会进一步加速。更为关键的是,相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中国的政策利率水平依然较高,还有很大调整空间,这意味着政策支撑可以随着经济的进展进行相机抉择。 第二,上半年十四五规划已经出台,下半年会进入到全面落实、全面实施的新进程之中,一些大项目、大投资会带来很好的一个支撑力。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十四五规划当中不仅有大项目、大规划,同时还有大的改革。目前围绕着共同富裕的先行先试意见以及年底要公布的共同富裕纲要,都有利于我们提升整体的收入预期。 第三,欧美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波疫情,这可能会打乱欧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供应链恢复的节奏。目前来看,世界范围内的供应链的瓶颈效应比想象中严重,因此下半年的出口态势可能会比预期的好,虽然可能有所回落,但是依然会成为短期支撑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力量。 以上几大因素我认为是下半年经济复苏、经济常态化的几大支撑作用。 3. 国际国内形势依旧复杂严峻,有哪些潜在风险需要高度警惕? 刘元春:第一就是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异,特别是美国宽松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兴起的新一轮对华政策打压和遏制,这个可能是今年底和明年初我们要承受一个最大的压力。 第二是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依然偏高。在一些局部区域由于复苏乏力而债务过高所引发的区域性经营的债务链可能出现一些情况,这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K型复苏的态势更为明显,区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拉大,需要高度关注。 第三是全球通货膨胀究竟以何种形式向中国传递?如果是以传统上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的方式传导,特别是石油价格持续上扬,这将给我国的复苏带来负面影响。但如果是通过欧美CPI制成品价格持续上扬的方式,这对我国反而是一个好消息,对此我们也要高度关注。 第四是我国近期围绕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开始推动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有关房地产税的动议,对土地财政的调整。在房地产的这种战略结构性重大调整过程中,如何保证房地产价格和预期的相对稳定、地价的相对稳定,对宏观经济稳定依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要防止资产价格出现硬着陆的状况。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到一个稳定的复苏通道,已经接近于常态化了。当下的核心任务,在于为十四五布局落实提供宏观空间,为大改革提供宏观空间,而不是进行简单的过度的微调,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面临的一些中期问题和困难可能比一些短期忧虑更值得关注。因为有些问题大家都认识到了,但是它的规模、冲击方式和一些关键时点的把握,实际上会考验我们未来的政策选择。 4. 我国K型分化明显,宏观政策的制定面临哪些挑战? 刘元春:K型复苏简单讲就是一些复苏的一种分化,在区域、在产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甚至是方向相反的现象。面对这种状况,我们第一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复苏能力很弱,甚至出现强劲分化的态势,政府要进行积极干预,在这上面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目前南北分化、东西分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因此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加大对一些短板的扶植力度,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 5. PPI与CPI剪刀差为何居高不下? 刘元春:PPI向CPI传导本身有一个过程。而我国的上游产业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具有垄断性,而下游产业很多都是竞争性的,这样导致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在成本传递过程中,下游行业很难进行成本的直接传递,所以因此我们会看到,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端口,大量中小企业、大量的供应者相互竞争,他们难以涨价。也就是说在供大于求的状况下,中下游企业不具备持续涨价的基础,很多企业在这种环境下只能选择成本自我消化,也就表现为,我们的成本冲击没有很好体现在CPI这个端口。 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明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在提高,中国企业对于成本冲击的承受力也在提高。而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的内循环出现了一些堵点,因为价格形成机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议价能力。近期上游产业的利润大幅度上扬,他们利用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制造了大量盈利,同时也将一些成本转移给一些中下游产业,而中下游产业目前来看还是能够承受这种冲击的。 当然,对于一些原材料密集型行业来说,国家应该采取一些对冲措施。另外还要对整个市场环境进行整顿,因为很多上游的垄断性行业可能会利用议价能力进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自发改委在五六月份整顿市场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回调逾20%。这可以使我们更为警醒,目前的价格上涨因素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因此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应是单一的。 6. 未来货币政策将会怎么走? 刘元春:PPI高企绝对不是货币政策调整的一个参照系。因为这一轮里面,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进料价格的上涨导致我们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这种上涨,是一个局部现象、结构性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恢复性上涨的自然产物。那对于宏观经济更具有主导性的一个参数是CPI,特别是核心CPI,目前我国上半年CPI平均只有0.5,核心CPI只有0.9,这全面反映出我们目前整体经济是需求不足,而不是经济过热,因此央行进行流动性的宽松具有必然性。 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上半年货币政策常态化已经完成,而这个过程中间导致的,就是现在整个金融环境有偏紧这样一种趋向,特别是目前企业的应收账款同比增长很快,企业的违约率有所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们进行适度宽松,特别是在数量上和结构上的这种宽松,我觉得是有必要性的。 中国目前的通胀形势与欧美的通胀形势有本质的差别。欧美的救助政策落脚在消费端,因此欧美的消费复苏很好;我国的救助主要落在生产端,导致我们的生产复苏很好,因此中国目前面临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欧美面临的供给瓶颈的问题。对于通胀,我国面临的是供给端的成本冲击问题,欧美实际面临的是需求端的物价上涨和货币流动性的宽松释放,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定要以内为主,而不是简单跟随欧美进行调整。 当然下半年,我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定要回归中心点位,使货币供应数量与名义GDP增长有一个匹配性。同时我们要关注货币政策对一些特殊项目、特殊行业的结构性的流动性支持,为十四五规划落地和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做好配合。 面对欧美政策的变局,我们要有一些前瞻性的应对,特别是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局,我们一定要为进一步夯实经济运行的常态化基础提供坚实的支撑,而不是简单的以货币政策回归作为它的一个目标。 7. 在中国疫后经济复苏中,消费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元春:对于消费复苏,一般疫情之后首先是生活必需品的复苏,然后耐用品,最终会传递到一些接触性的服务消费。目前我们的日用品复苏已经基本到位,但是耐用品以及与疫情相关联这样的一些服务性的消费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 我认为对消费来讲,第一是要注意制定扩大消费的战略,而不是短期性的刺激消费,第二是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我们也不宜大幅推动一些接触性服务业的繁荣,所以目前消费低迷的状况是很正常的。 因此从宏观政策平衡方面,就需要在投资和出口上好好做文章。对于消费,还是应当从中长期的角度来提升消费基础,提升消费和供求的匹配度,更重要的是从收入分配角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以此来提升消费,所以我们认为在消费上不宜过度做文章。
美行长:中国人痛批国企,实在是不懂其中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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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行长:中国人痛批国企,实在是不懂其中利害

✪ 文一 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助理副行长 北京大学新结构主义经济学院访问教授 【导读】改革开放以来,否定国企、强调国企与民企的二元对立成为国内市场化改革的主流观点。对此,本文作者一方面纵向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国企改革的宏观历史进程,剖析其利弊得失;另一方面横向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工业化历程的异同,指出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并非只是所有制差异,二者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各自承担了不同的工业发展任务,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恰恰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相对合理的分工、布局。国企与民企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两种利益都需要捍卫和兼顾。 作者认为,“管理”是国企和民企都面临的最大挑战。国企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人员的来源和评价体系缺乏市场竞争压力,这方面与注重血缘和裙带关系的家族企业类似——但这与所有制无关,而与管理有关。那些把国家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国企与民企对立起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恰好是造成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非洲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的根源。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原题为《创造市场与技术:国企为什么有必要存在》,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创造市场与技术: 国企为什么有必要存在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有一股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要发展壮大民企就必须私有化国企和消灭国企,而要发展壮大国企就一定意味着挤出、压制和摧毁民企。这种错误观点之所以十分流行,既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知半解,也是对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忘却。事实上,欧洲没有任何一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国企(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压倒所有盲目一边倒“私有化”的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成就,恰好是由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里(包括拉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只有中国才在实践中相对正确地处理了困扰经济学家多年的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成就,也在于中国形成了国企和民企之间相对合理的分工、布局、相得益彰的产业互补关系。 ▍工业经济的公共品需求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 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分工不同。这个分工的必要性需要从国际地缘政治、产业升级阶段和工业化所需要的巨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及时规模化供给的历史过程来理解。 国企与民企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套话语。其关键思想是希望消除国家力量对于私人空间的影响和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把国家力量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问题,是它有意无意遮蔽了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工业化,工业化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国防力量、公共安全、监管机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些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参与。 每个企图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需要提供大批量的与经济发展配套和克服经济发展中巨大瓶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比如水利、通讯、能源、供水、交通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教育、医疗、邮政、金融、社会治安、税收、科研,等等。因此,总是需要国家扮演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国家主要通过五个主要途径来扮演这些关键角色:(1)国家公共行政机构,(2)国有企业(国家拥有并参与经营)和国资企业(即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国家以金融手段支持其在市场经济中运作,但是国家不直接经营),(3)产业政策,(4)国家颁发垄断经营权(特许垄断公司,比如欧洲历史上的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美国今天仍然在实行的一些特许金融公司),(5)政府长期定向采购合同。 因为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国际竞争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这五者之间的搭配比例可能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必须不断提供变化中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一切公共产品和服务,支持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工业经济无处不在的公共品需求决定了国家力量介入的必要性。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大致分成总需求和总供给,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增长决定了经济的演化速度和路径。总需求的底盘是市场规模,它直接决定了分工的程度和技术升级的潜力。总供给的底盘是技术,它直接决定了对国内外市场的占有能力和竞争力。因此“市场大小”和“技术能力”形成一个双螺旋结构,在相互依托、支撑、促进中不断演化和提升。 “市场”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公共品。比如市场有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物流的方向、速度和大小。社会信任这个基石涉及法制和产权保护,但是产权保护不仅仅是指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也包括对国有产权和百姓利益的保护。 技术也有几大基石: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体系、产业政策、国家科研机构和科研经费投入、国企的R&D。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其实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一个体现。为了更好地吸引民间资金和资源进入公共品的创新(比如技术),就需要将一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产品转化为具有排他性的不可共享的私人产品,其手段就是建立制度性围墙保护私人创造的产品(比如知识、技术、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服务)在市场交易和消费过程中的专利垄断地位和排他地位。但是这只是产业政策的表现之一。如果修建这种排他性保护围墙和制度安排的社会成本过高,政府就没有必要将这些公共品的创造(通过产权保护或特许的垄断经营权)托付给私人,而是可以直接组织国家力量去创造和提供,比如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科研机构去创造和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比如国家电网和高铁网)和知识技术创新(比如公立高等院校、国家科研单位、大飞机、互联网、两弹一星、量子计算机、治癌药物等)。这就是国企的必要性。 既然 “市场”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公共品,而这些公共品又是直接为私企和民企服务的,国家力量就可以而且应该在创造“市场”和提供核心“技术”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事实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因为这样做才成功的。而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恰好是因为缺乏创造“市场和技术”的国家力量(比如阿富汗、伊拉克、乌克兰、罗马尼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或没有让国家力量主动介入到市场的创造与开拓中去(比如朝鲜、委内瑞拉、古巴)。好多落后国家被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误导,误以为国家力量退出,市场“自由”发展,就会产生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结果他们得到的是黑社会混战、土匪出没、欺诈横行、人人自危、外资望而生畏的小农经济,而不是一个社会治安良好的、能够抵御外来武力和政治势力威胁的,以及由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金融交易系统、高效的港口、国防、税收、治安和公共安全体系铸成的、自由而统一的规模化工业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国企改革 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改革更加成功的经验之一,是不对国企进行全面私有化,而是循序渐进按照市场条件逐步推动国企的权力下放、管理机制和产权激励方面的改革。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已完成了乡镇企业繁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轻工业革命)起飞之后,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提供了关闭轻纺小型国企和改造重工业大型国企的有利条件,才开始着手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由于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是属于重工业,且分布在城市,这一审慎的发展战略使得国有企业能在中国的转型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两项重要的功能:一是在农村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稳定城市就业;二是向起步的民营产业输出较为高级的生产技术和技术人员(乡镇企业大多是从附近城市的国有企业获得技术和装备以及技术人员)。但1990年代乡镇企业逐渐赶上了国有轻工业企业的技术前沿,并且完成了向规模化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生产的技术升级,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让位于新兴的有更少福利负担和更高劳动生产率的民营和集体企业就成为必然。 在1998~2000年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启动的头两年,中国约有2140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他们大多集中在纺织、采掘、军工和机械领域。然而,由于组建大规模重工业的技术和资金门槛很高,在“抓大放小”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只是私有化了容易被私有部门取代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而保留了难以被私有企业替代的大型国有重工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大型国有企业不进行任何改革。政府迫使剩下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其治理结构,升级其生产技术,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同类企业竞争。中国负责高速铁路建设的国有企业集团,就是这种审慎而有针对性的国企改革的例子。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之所以比较成功,在国企(尤其是牵扯重大国计民生、金融、能源、国家战略资源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上非常慎重是个重要原因。这个经验可以总结如下:在市场条件成熟之前,不应该盲目而不加区别地私有化所有国企。市场化的步骤应该按照市场发育顺序,由小商品市场逐步扩大到规模化轻纺产品市场,再到重化工业品市场,再慢慢到庞大的流动性和风险极高的金融市场。民营化每一个特定的国有企业都要考虑到如下因素:(1)其产品市场要广阔到能够支持同类型的私有企业的程度和政府监管能力力所能及的程度;(2)该行业中的私有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包括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上);(3)私有化不应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应该保留甚至壮大和更新国有企业,或者只允许并购和混合所有制,而不是私有化;(4)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国防、科技、金融、能源、稀缺自然资源(比如土地森林、稀有金属)和福利性产业(比如医疗、教育),必须长期坚持国有化的合理比重。 以这个循序渐进的国企改革标准来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轻工业产品市场条件已经充分发育,中国当时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中国在利润导向的教育和医疗系统的改革却损失惨重,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市场条件还完全不具备(这些市场条件今天也还没有具备),而且是由于这些领域的公共品性质十分特殊,信息极其不对称,市场机制失灵非常严重。回头看来,在这些部门引入利润导向的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应该等到私立医院和诊所(以及私立学校)充分发育并与公共教育医疗部门相比具有压倒优势以后,再考虑在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尝试包含利润导向的改革试点,成功以后再推广,而不是一刀切地在全国推行。因此教育医疗改革应该长期坚持与生产部门国企改革类似的渐进“双轨”制(即不同所有制并存的制度)。在这一段时间里也同时使得政府有时间观察、研究和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建立监管体制,以避免在这些重要的公共福利敏感部门引进盈利动机后出现大规模的道德滑坡和商业欺诈。 因此,在目前正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期,中国应足够小心,采取审慎的、双轨制的、区域性的和试验性的策略来进行金融改革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 ▍中印发展比较: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 经济学研究一定不能从已经被别人加入了很多假设的数学模型出发,而是要多做历史的和横向的跨国比较。当前,无论按照哪一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印度都应该比中国经济发达,因为印度具有以下一些西方流行经济学理论特别强调的对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特征: 1.政治上是普选民主制度,历史上长期采用的是英国人帮助建立的法律体制。 2.私有产权保护比中国完善和彻底。 3.作为英国以前的殖民地,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历史悠久。 4.独立建国时间更长(1947 年)。 5.语言优势(英语是印度官方正式语言,是第二母语,按照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观点英语是融入西方文明和科技世界的必要条件)。 6.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多的年轻人口。 7.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精英人士更多,对国内经济政策影响更大。 8.具备非常好的地缘政治优势,独立以后很少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 9.大一统的专制传统文化比中国更弱。 10. 印度还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耕地大国。尽管印度的国土总面积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印度的可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出54%。 11.印度的生产要素远比中国更加能够自由流动;比如它的金融体制比中国自由,股市比中国健全;印度的土地是私有制而且可以任意在市场上买卖;印度没有户籍制度,人口可以自由流动。 12.印度也没有中国那么多的国企,比如2003年印度国企销售总额占GDP的16%,中国占GDP的45%。印度政府对经济介入的程度远比中国小得多。 因此,按照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印度几乎在一切方面(包括制度、资源、生产要素、后发优势和国际外交空间)具有比中国更好的发展经济的必要充分条件。西方人尤其认为印度的民主、法制、私有产权保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带来的绝对制度优势,是中国望尘莫及的。因此难怪所有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政客都从来看好印度的经济发展,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都比不过中国。 印度的主要粮食作物(稻米和小麦)产量远低于中国,只有中国的60%。印度的蔬菜和水果产量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作为轻工业重要原材料的棉花生产,中国的原棉产量比印度高出40%以上,中国的棉花亩产量是印度的2.5倍左右。...
“先买后付”的消费理念,是如何从美国蔓延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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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买后付”的消费理念,是如何从美国蔓延到中国的?

2001 年 3 月 18 日,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北美票房突破 1 亿美元,成为美国影史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外语片。7 天后,《卧虎藏龙》斩获第 73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大奖,又成为首部获此荣誉的华语影片。《卧虎藏龙》在西方电影市场叫好又叫座,把李安牢牢按在电影大师的位置上,也捧红了初出茅庐的章子怡。 同年,国际信用卡组织 VISA 找上章子怡,模仿《卧虎藏龙》武打片段,拍了一支广告:章子怡去餐厅吃饭,因为咸淡和厨师起了冲突,激烈打斗后,餐厅一片狼藉,服务员找章子怡结账,她扔下一张带有 VISA 标志的信用卡扬长而去。 这支广告在两岸三地滚动播放,蹭着《卧虎藏龙》的热度,港澳台地区反响热烈,诸多媒体把这支广告评为年度经典。但在中国大陆,《卧虎藏龙》票房遇冷,这支广告水花也不大,绝大多数人看到最后都不明白 VISA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毕竟直到 2001 年底,招行、工行、建行才开始成立独立于总行之外的信用卡专营机构。 彼时, VISA 是全球第一大信用卡组织,用户数量突破 10 亿,哪怕这支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广告遇冷, VISA 一点也不担心。它很明白,信用卡所代表的“先买后付”文化是消费金融的最大推动力,任何一个消费社会崛起时,都躲不开这种文化带来的繁荣。但让 VISA 没想到的是,中国市场确实卷起了消费巨浪,但这一次,站在风口浪尖的却不再是它了。 一、战争经济的后手:大众消费 VISA 的自信心来自美国,一个从战争时期计划经济迅速转向战后消费社会的实例。 众所周知,二战期间,为了保证战争物资,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签署总统令,全面控制国内资源调配,军事经济成为许多企业腾飞的契机,这些企业不仅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还激活了生产力,让整个美国经济迅猛发展。 到 1945 年时,美国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球的 40% ,工业生产总值几乎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 但战争经济不可持续,战火一停,美国经济学家就开始苦恼,全球市场遭受重创,美国还要迎来大批复员军人返乡,多达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该怎么解决?靠战争发达的企业不再有源源不断的订单,已经溢出的生产力又该怎么转化为金钱? 于是,对外的“马歇尔计划”和对内的《1946 年就业法》开始同步实施。 如果说“马歇尔计划”给予欧洲援助更多是出自政治目的,那么《1946 年就业法》则完全改变了美国经济的走向,将这个向来以“节制和适度”为美德的国家,扳向了高速发展的消费快车道。该法案主张最大限度促进就业、促进企业生产,与此同时,还要提高全社会的购买力。 为了做到前两条,美国开始兴起大规模郊区化运动,政府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人们从中央都市迁往郊区,一大批经济型公寓拔地而起,连接城市和郊区的高速公路也修了起来。此外,美国政府还批准许多军用技术转为民用,战时造飞机坦克的工厂,改装之后成了汽车和家用电器的生产车间。 房子、车子,背后都是“票子”。郊区化运动带动了住房、汽车和家电等等需求,还催生了美国最庞大的消费群体——中产阶级的诞生。他们大多有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和可以预期的美好未来,具备契约精神,相信商业之美。...
阿里丑闻冷思考:谁的缺位、谁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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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丑闻冷思考:谁的缺位、谁的耻辱

林方/文 阿里女员工出差期间受到权益侵害并疑似遭受性侵的事件引爆了舆情。几天来,围绕案件以及继发性的处理问题,受害者、阿里公司、CEO张勇以及各类媒体都从不同角度发出了声音。事实有待进一步澄清,但问题涉及的维度并不复杂。 客观透视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法律维度。由于案件涉及司法流程,本文讨论不评论相关细节。事实上,类似案件的维权与执法是公共议题,确实有不少值得专业讨论,只是超越了本文的范畴。我们相信,受害者一定会得到援助,为恶者必将受到惩处,人们应该对中国的法制体系、企业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力量充满信心。 二是社会维度。辩证的来看,此案再次激发起全社会对“酒桌文化”的反思与对职场性骚扰问题的强烈关注,如能以此为契机转化为全社会在商业伦理共识上的进步,相关员工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设得以加速,将是对受害者更大的告慰。 三是企业维度。诚如张勇在声明中所表达,这一事件的后续相关处理过程中暴露出的企业内部问题令人震惊。众所周知,阿里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尚有大量重要的业务问题亟待解决,如今内部组织与文化上的隐患又浮出了水面,敲响了警钟。 危机感被唤醒不是坏事,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旗帜和创新与科技力量的代表之一,无论从哪种角度,人们都有理由期待这家公司知耻而后勇,通过由内而外的整顿焕然一新,配得上它的地位,配得上它“102年”的“小目标”,更配得上它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张勇邮件中的语言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全体阿里人的耻辱”“我们必须重塑,我们必须改变,改变必须从每个人做起,但首先必须从领导者做起,从我做起”。某知名采编团队以“25万阿里人的耻辱一夜”为题的深度网文得到了广泛传播。如此看来,媒体捕捉的“全体之耻”的集体情绪,企业家以身作则进行“重塑”的信誓,构成了企业维度的关键词。 不过,对于这关键词以及字由心生背后的观点立意,笔者觉得确有值得澄清与商榷之处。出于建设性的冷思考的立场,本文围绕几个重要话题,试着做一点探讨。 耻辱的不是员工 需要澄清的是,企业是与政府、家庭、NGO并列的社会组织,是人和各种契约关系的集合,股东、经理人、劳动者、上下游客户和环境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在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治理体系中,管理层本身的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管理层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不能划等号。 无论是因公出差期间发生的侵害事件,还是事后的相关组织处理的延宕,以及受害者正常流程维权无果转而寻求集团内部舆论支援的过程,除了当事女员工本人外,企业也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受害者。 这是因为,出差过程中侵害事件的发生对企业的声誉本身就是破坏,而此后多级经理人的处置不当导致组织流程失效和延宕,进一步破坏了组织正常管理运转的有效性。 这种“破坏”的发生以及内部舆论的民意汹涌,则浮现出了企业绩效导向文化中对“何为目的、何为手段、何为代价”的模糊与分歧。 康德说,“人应该永远把他人看作目的,而永远不要他把人只看做实现目的的手段”。 张勇语言中的“耻辱”针对的正是组织管理层中存在的对“何为目的、何为手段、何为代价”的模糊与分歧,而纵观多次变化的“六脉神剑”,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解客户第一、团队协作、拥抱变化与激情、诚信、敬业,无一不涉及到它,正是这种“模糊与分歧”为流程失效与延宕创造了条件。 也因为此,需要感到耻辱的,恐怕应该是需要对“模糊与分歧”负责的管理层,而并非作为集体概念的25万阿里员工。 个别员工的失德行为固然吸引内外部舆论关注,但从企业意义上,文化引导、制度保障、组织建设、风险防控才是正题,才具有讨论价值,才应该是注意力的方向。 如果说企业家面向“全体阿里人”进行高呼是基于领导力的责任,那么“全体人的耻辱”用词则更像是危机感中重重敲下的警醒符,象征意义大于实事求是。 文化重塑是CEO的战略重任,价值观只是文化的表象 组织是为了一定的目的、按照一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社会集和体,为了满足运作的需要,必须要有共同的目标、理想、追求、行为准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机构和制度建设。 由于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环境背景条件和发展历史传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内部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团体精神等群体意识,由此也就构成了独特的组织文化。 关于组织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埃德加·沙因教授曾经澄清,“组织的价值观、共享的信念和整体规范等都是组织文化的一种反映,而并非组织文化的实质。 组织文化的本质是在一个团体内,所有成员都共同认同和拥有更深层次的基本假设,都认为这些基本假设是理所应当的,并对团队内的成员起着无意识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价值观不是组织文化的核心,而只是组织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按照从虚到实的维度,组织文化一般可以分为三层结构:潜层的精神(基本假设)、表层的制度、显层的行为。精神层面包含了基本假设、管理哲学、价值取向、敬业精神、人文关怀、道德观念等,是组织文化的根本和内核;制度体系包括各种规章、规范、准则,是由虚实的中介与执行保障;显层则行胜于言,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看,行为就是价值观的实质体现。 无论是精神、口号还是制度、行为,阿里都是极为重视企业文化与价值观的企业。熟悉阿里的人都知道,价值观是各级员工行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在“又红又专”的双轨评价中,“红”在专“前”,企业的价值观和人才的价值观是否匹配也是影响人才招聘的重要因素;在对外宣传中,阿里也把自身价值观和自身的价值观管理作为了品牌营销动作的重要内容,深以为荣。 可以说,企业文化建设与对价值观的重视、驾驭,是过去20年阿里巴巴得以飞速发展、壮大成如今这般成功的阿里生态体系的至关重要的组织保障之一。 不过,但凡符号化总会脱离事实,即便重视制度与价值观考核,具体事务相结合中的“模糊与分歧”仍然是客观的存在。在市场机会俯仰皆是的高速成长阶段,攻城略地的扩张式发展足以掩盖次要的问题与隐患,或者为问题与隐患的解决创造时间。 但是,随着增速的放缓、市场环境与竞争格局的改变,对处于增长方式转变之中庞大组织来说,“模糊与分歧”的风险露出则成为必然。 企业也是发展中的生命体。阿里在成长过程中也积累多个阶段、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十八罗汉”、铁军、互联网平台、云业务等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烙印。时代在变,面向未来,既然“拥抱变化”,那么,文化的转变与重塑不仅是必然,恐怕也是必须。 只是,企业是经营实体,文化绝不可能脱离业务形态而独立存在。如何构建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而不是一个只能依赖于高速膨胀式发展的组织,这是一代又一代以CEO为核心的管理集体需要解决的系统性战略问题,绝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规范言行、对性骚扰防范等个别问题建章立制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庞大企业的文化重塑是重大命题和挑战,对卓越的企业领导人来说,离不开整体性的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的卓绝努力,领导人或领导层以身做则(“从我做起”)只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项要求而已(Kouzes& Posner)。 认知“文化合法性”与“文化竞争力” 常识告诉我们,“酒桌文化”、职场性骚扰、男权思想等都是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引起舆论如此关注可能是因为它与阿里联系在了一起。理由是,舆论中早有大尺度破冰传闻、创始人在集体婚礼上“669”的发言、蒋凡事件等一系列前例的传播,让大众形成了某种认知成见,尽管它们代表不了阿里文化形象的全貌,更不可能是阿里文化的主流。 理论上,按照整体与局部的维度,企业文化可以分为总体文化与亚文化两个层级,人们往往用总体文化笼统指代企业的文化,事实上,局部(部门化)、非正式(非制度)、亚群体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上述“认知成见“源自于阿里内部亚文化中某些社会一般伦理观念标准之下的瑕疵,对这一点,恐怕阿里的管理层不能否认。 如何看待企业文化(哪怕是非主流、局部、非正式、小群体的亚文化),这就涉及到了辨析“文化合法性“与与文化竞争力的问题。 笔者几年前曾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变中将会涉及到的”五层商业观“的问题,其中前四层都是业务与商业生态思考,而第五层则是非商业因素。我们知道,影响商业活动的不仅包括技术、经济、人口、市场机制等商业因素,也包括政策、法规、社会观念、文化、价值取向、习惯等诸多非商业因素。 技术、经济与市场的发展往往是一个跃进、波动的快进程、以比较明确的商业利益为导向,而社会观念、文化、价值取向与习惯的演进则是一个在平衡、妥协中渐进的慢过程,目标多元而复杂。商业的底层是非商业,市场“小逻辑”的基础是社会的“大逻辑”,这是必须认知、尊重与敬畏的规则。 企业是经济实体,但首先是一个社会实体,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自组织,更没有自定义主权的资格。企业从事常规经济循环——利用社会资源、创造社会价值、留存利润——的前提是获得社会的许可。 也可以说,保证企业文化竞争力是企业成功的充分条件范畴,而保证企业文化合法性则是企业可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范畴。 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化、互联网化发生在工业化、信息化完成后,此前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经济基础设施,也包括社会经济治理机制。与之相对,在总体上处于后发、追赶状态的中国,产业的数字化、互联网化进程基本上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同步完成的。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过去20年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先于社会治理机制完善而获益的大公司,有责任参与中国商业底层基础的塑造中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与政府、社会、竞争者、员工的合理、健康、可持续的关系,因为这是一切商业活动的底层根基。 贝壳找房、链家创始人左晖先生在2020年谈及平台型组织的挑战时,专门强调了“组织合法性”的命题。他在思考如何回答“组织除了创造GDP、创造就业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价值”的问题,他认为”最终完成合法性的过程,可能需要社会的努力,需要组织、企业的努力”。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对张勇信誓的“重塑”、“改变”而言,恐怕在文化合法性与文化竞争力两个维度上“又红又专”的审计也应是必要构件,这不是成本,而是基本。 重新审视公关性质与长期可持续命题...
这个强力打击垄断的国家,已经努力一百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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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强力打击垄断的国家,已经努力一百多年了

美国垄断的那些企业 垄断,最早就出现在美国,如今谷歌、微软、苹果等国际性企业上也有垄断的身影。 回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此时距美国成立仅100年左右,标准石油公司、IB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等大型企业无不彰显了当时这个“年轻”大国的繁荣。不过也正是这些企业,开启了全球性的垄断篇章。 了解石油市场的投资者应该对“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并不陌生,正是这位石油大亨,带领着洛克菲勒家族走向顶级繁荣时期,并造就了美国历史上独特的时代—垄断时代。1870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建立,在寻找到稳定的原油供应,及时根据市场需求采取改进方案,不断收购同类型公司后,该公司在19世纪末达到了垄断鼎盛时期。 1898年,其石油产量占据了美国精炼石油总量的84%,控制了美国国内近90%的石油运输。但这样一个巨大地影响了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石油帝国,也由于过度扩张,通过横纵向联合对市场控制过强,还掌握了市场价格走向,影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最后于1911年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垄断组织,惨遭解体。 除了这个石油帝国之外,AT&T、IBM也曾因垄断被提起诉讼。AT&T在1983年之前就垄断了电信市场,掌握了95%以上各类长途电话业务市场份额,提供了85%左右的电话路线,且美国国内大部分电话设备都经该公司销售。 但其市场垄断也导致了其贝尔系统的各地方电话营业公司被分离,在1984年重组为了7个大型地区性电话公司,最终贝尔系统的规模与销售额缩小了80%!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公司也就此解体了。 IBM这个信息技术国际性企业,在历史上也遭受了多次反垄断诉讼。时至今日,随着美国各大巨头的发展,美国的垄断现象仍层出不穷,如亚马逊、谷歌、微软、苹果、Facebook都面临过各类指控。 如苹果曾被其iphone用户指控其不允许用户通过APP Store之外的渠道购买应用,导致用户承受了更高的应用价格。 再比如微软,1990年美国联邦贸易微软会与司法部先后对微软的捆绑性销售进行调查与指控,2004年分别被日本、韩国指控反垄断或涉嫌垄断等等。 谷歌也逃不掉。2010年,谷歌就因其比价销售行为被欧盟委员会实施反垄断调查,至2015年,经过调查的欧盟才发布声明,称谷歌操作搜索引擎的排名,将自家的比价服务优先排列,在市场上进行不正当的竞争。当然,面临这些指控,谷歌自然不会承认。 不过时至2021年,谷歌面临的反垄断诉讼还在继续。在2021年7月7日,美国36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在加州北区法院对谷歌发起了反垄断诉讼,指控谷歌公司滥用其应用商店进行垄断。这已是2021年谷歌面临的美国不同政府部门发起的第四宗反垄断诉讼了。 其利用垄断地位进行的不恰当操作,除了从应用付费中抽取高达30%的佣金外,还对潜在的竞争性应用商店如韩国三星、美国亚马逊的应用商店进行打压。 垄断对美国的发展影响 庞大的垄断企业,可谓是“富可敌国”。在美国的这些企业,代表了美国科技力量的强盛以及市场的成熟,但是这些企业手中过大的权力,对社会、市场经济、政治已造成极大影响,对追求成功、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美国而言,这些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势必会遭到打压。 从美国企业的垄断研究来看,虽然经济衰退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不完全由垄断导致,但企业的垄断行为,通过降低投资增速、全要素生产率、自然利率以及扩大收入差距加大了其陷入“长期停滞”的可能性。 首先,说说垄断怎么影响投资增速、全要素生产率、自然利率及收入这4个要素。 企业垄断会降低投资增速的这一点,与托宾Q值离不开关系,这里的托宾Q值就是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的比值。 在垄断水平及企业的Q值较低时,企业的市场价值小于重置价值,则企业会不断购置新的设备进行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当垄断势力不断提高,Q值也会不断提高,当Q值大于1时,企业的市场价值远高于重置价值,简单地来说,就是股票的收益会比投资设备收益更高,所以企业与投资者都会更倾向于持有股票。 这么一来,市场上空转的资金多了,投资设备的资金变少了,即投资增速变慢了。 至于全要素生产率,就拿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市场配置效率来说,大企业的垄断势力增加了,资源及话语权更多地握在大企业手里,小企业融资难,发展难,就会影响甚至扭曲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 且企业垄断势力越大,它们就想将更多的收入作为利润留存下来,压低劳动报酬,降低工资。这么一来,劳动参与率、劳动市场配置效率也会下降。资本与劳动市场配置效率降低或扭曲则会降低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至于自然利率与收入这些,和上面说的也脱不开关系。据研究显示,美国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金融性财富收益差距的扩大,垄断企业Q值更大,更倾向投资股票获得更多收益。所以,垄断的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也通过扩大自身内部不同级别员工的收入来扩大收入差距。 自然利率这一块,主要是垄断企业通过降低了整体投资增速与全要素生产率、扩大居民贫富差距改变了大部分居民的投资与储蓄意愿,进而降低了自然利率。 上述4个方面都不利于市场的投资与经济复苏,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加大了经济衰退后陷入 “长期停滞”的风险。 贴近到美国人民的生活,他们对垄断的企业也是有“负面情绪”的。如上文中提到的iphone用户指控苹果限制了其从其他应用商店下载应用,给其带来了过高的价格成本。再如刚才提到的,垄断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力极强,能影响到居民的就业、必需消费商品的供给与价格,这种被“扼住咽喉”的感觉也令人害怕。更别说垄断会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其国内人民表达不满的一些动荡事件了。 如何判断是否存在垄断现象? 所以,对美国而言,这种垄断企业会带来许多危害,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市场自由度、政治独立性等等都造成影响。 那么,如果想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有垄断的影子,或许能从市场集中度、企业实力、势力的滥用方面进行一个综合判断。在说这个垄断特征之前,首先明确一点,这里讲的是市场垄断中的行为性垄断。因为垄断其实分多种,包括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 自然垄断一般是基于规模经济产生的,被一国认可支持。为什么呢?主要是某些产品或者服务由单个企业大规模生产会比多个企业竞争性生产要好得多,比如交通运输、供水等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当然,这并不代表自然垄断的行业就能利用垄断地位为所欲为。 行政垄断,顾名思义,和行政势力挂钩,主要由于行政权力腐败所导致。而市场垄断则是在市场竞争下形成的垄断。其中的结构性垄断“指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市场主体在该市场或产业中占支配地位的状态”,往往一个市场会因此具有更高的配置与生产效率。 而我们要讲的重点——行为性市场垄断则没有那么“友好”了,指的是“为达到操纵市场的目的而进行的合谋或兼并等市场行为”。 这种垄断特征,一是看市场集中度。比如曾经的AT&T就掌握了美国95%以上各类长途电话业务市场份额,再比如现在的谷歌、苹果,在美国相应的细分市场上也占据了很大一块蛋糕。 另一个就是企业的实力了。毕竟要垄断一个国家的某个领域的市场,没有实力是不可能的,比如高超的创新研发能力、雄厚的资本、广泛的人脉资源以及在一个市场中极高的话语权与决定权。 当然,以上两点只能说是一个企业是否具备垄断能力的前提条件,要真正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垄断还得结合是否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来操纵市场来判断。 比如势力的跨平台滥用。从苹果电子书垄断、谷歌比价购物软件案例、Facebook收购Instagram可以看出,一个垄断企业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与优势来跨越平台,谋取更大的利益的。 再比如滥用势力操控市场信息。互联网垄断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利用垄断地位来收集用户的数据,对其分析运用后在市场上进行不公平竞争。 亚马逊就有专门的团队负责监控分析平台上第三方商家的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来追踪热销产品或有市场潜力的产品信息,并与商家谈判将其商品转为自营,或越过商家,直接联系源头企业搞个自营商店,充分损害了平台上商家的利益。 之前的亚马逊还利用自身平台来监控第三方商家数据,将其产品信息与其在另一些竞争性平台的信息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商家在亚马逊平台的商品价格比其在另一个平台的要高,则亚马逊会对商家采取惩罚措施。 这么想想,要是我国的某些平台也采取这种操作,那么似乎很多商家都得遭殃了。还有一些诸如控制市场价格的,强制“二选一”的,都是一个垄断企业能做出来的行为。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谈了那么多关于垄断的事,最后还得谈谈反垄断。 回顾美国的垄断时代,虽然其垄断企业的兴盛的确给其经济带来了繁荣,但也造成了遗留问题。如前面提到的降低全要素生产效率、投资增速与自然利率,扩大收入差距,增大了经济衰退后陷入“长期停滞”的可能性。 可见,一些垄断行为虽然有利于一个企业,但操控市场价格、不公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中国的城市还能腾出多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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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还能腾出多少空间?

文 |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40多年来,不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都堪称奇迹。2020年底,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70%,后疫情时代,中美差距会加速缩小。 大国经济规模排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疑虑乃至惊恐。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然而,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易于使人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更何况,中国还要解决好自身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 中国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全球发展的出路又在哪里? 1 挑战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不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都堪称奇迹,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另外,经济增长也经历着关键性转型。从表面上看,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 鸟瞰上海浦东。图|图虫创意 在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在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经受了增长动力下降、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共识减少乃至撕裂等冲击,增长减缓、停滞或后退,陷入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出现了。 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将会扩大一倍。如果发展正常,今后5~1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 大国经济规模排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疑虑乃至惊恐。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易于使人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也只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4。尽管中国创新能力增强,但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高水平教育、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历史上的大国争霸曾带来严重冲突,有的演变为战争。但与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前相比,当今世界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全球化的大幅推进已经使包括大国在内的国家间利益连接空前密切,脱钩往往是损人又害己,相互均无好处。 另一方面,核武器使大国的正面冲突不可能有赢家,实际上画出了大国冲突的底线。传统和非传统全球性问题清单不断加长,一个超级大国已经无力主宰或主导全球事务,更不可能公正有效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此前,特朗普政府的不断“退群”与此直接有关。 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中国也不会、不能、更无必要成为另一个美国。出路在于形成一个各国普遍参与且高效的全球治理结构,这样的治理结构的形成和运转,包括G20成员国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负有特殊的责任。 然而,这种看起来比较理想的格局并不容易形成,有些势力借助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背道而驰,人类社会或许将不得不为此付出大的代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加,但似乎很难再回到过去几十年相对宽松和缓的国际发展环境。 2 突围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解决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 2021年3月2日,广州海珠区逐步复工的服装加工企业,老板们手持招工牌和样衣,等待着应聘工人的青睐。图|IC photo “十四五”时期的改革开放发展,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这些挑战的压力下突围,踏上高收入阶段的台阶。 中国经济首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由于应对得当,率先开始恢复,并成为当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结构性潜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5~10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处在这个范围之内。 “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 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主要是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今后10~15年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应力争实现倍增,由4亿人增加到8亿~9亿人。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 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牢基础。 “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全球性的且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3 收缩 在以上结构性潜能框架中,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尤为重要。 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内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包括农村人口进城,更多地则是其他城市人口转向中心城市。农村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结构都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变迁。 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窝铺沟村,许多村民外出务工或搬迁,大部分民宅因常年无人居住而荒废。图|中新社 有关研究显示,数万个村庄正在消失,上百个城市人口减少,农村和小城市正处在收缩状态。 集聚效应加强、生产率提升,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幅画面,另一幅画面则是已有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内部结构性矛盾加剧,甚至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如房价飙升,一些城市的房价进入全球高房价排行榜的前列;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由于成本压力不得不从城市核心区退出,面临着既要降低成本又不能远离供应链网络的两难选择;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很多人想到郊区找一个面积大一点、成本低一点、环境好一点的生活居所,但难以如愿;随着城市核心区人口密度增加,除了高房价外,拥堵、污染、生活环境恶化等城市负外部性因素增加,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感受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对应。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如果上述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或有效缓解,集聚效率最高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对于将要进城的农村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已经腾不出多少空间了。事实上,近些年来这样的空间正在被压缩。 显然,我们正面临着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既有城市结构性矛盾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的夹缝中,加快建设都市圈、城市群是一个必然选项,准确地说,是一个逼出来的、不得不采取的选项。 概而言之,都市圈发展通过疏解核心城市的结构性矛盾扩展城市化空间,小分散、大集中,实现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转型升级。都市圈的发展,重点是“圈”的发展,通过“圈”与核心城区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赵伟:看空美国经济?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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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看空美国经济?为时尚早

作者:赵伟 杨飞(赵伟为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要点 财政发钱减少、PMI回落及10Y美债利率“跌跌不休”等,让看空美国经济的声音频频出现。美国经济真实的增长动能如何,未来演绎方向?专题分析,供参考。 一问:财政发钱减少,会导致美国经济大幅下滑?不会 疫情后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使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遭受的冲击显着下滑,并驱动经济持续快速修复。以史为鉴,由于对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影响较大,财政的刺激力度,往往会影响到经济走出衰退后的复苏进程。本轮受益于疫情后的大规模财政刺激,美国居民端偿债压力降至历史新低,支撑经济快速止跌反弹。 居民快速增长的薪酬收入,以及较高的储蓄水平,或将帮助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未来持续保持健康。虽然财政发钱接近尾声,但经济快速修复带动了美国居民薪酬收入快速增长,支撑总收入水平继续远高出历史趋势线。居民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还反映在美国企业“用工荒”上,因为不缺钱等,部分居民一直不愿工作。 二问:补库结束,将拖累经济走向衰退?实际库存很低、补库远未结束 与名义库存同比大幅抬升释放的信息相反,过去2个季度,美国实际库存因为供需缺口拉大、持续去化。物价飙升及2020年的低基数,使美国名义库存同比读数升至高位。然而,这并不能代表美国真实的库存变化。由于需求大幅扩张、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美国实际库存水平在1、2季度持续下滑,是去库、非补库。 随着新订单持续大增、叠加国内生产能力修复加快,美国库存或将开始回补、对经济形成有利支撑。疫苗大规模推广、新增死亡病例低企下,美国经济有序重启,工业生产修复不断加快。叠加新订单持续高增,美国接下来或将进入库存趋势回补通道。参照历史经验,库存从去化转向回补,将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 三问:PMI及美债利率下行,反映经济增长动能已加速衰减?并非如此 PMI及美债利率下行,目前并不能准确反映美国经济全貌。因为疫情干扰了经济中不同部门修复进程,美国PMI主要分项指数走势持续分化、甚至背离,由分项指数合成的PMI指数因此较难准确反映美国经济走势。相似的是,10Y美债利率和美国通胀的大幅背离、有悖于历史经验的表现,说明前者的回落很难用经济因素解释。实际上,财政部压降存款及减少发债,是10Y美债利率回落主因。 美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强劲;未来财政干扰消退后,10Y美债利率或受基本面逻辑驱动、重回上行通道。企业端核心资本品新订单的持续加速增长、资本开支周期开启,以及居民端薪酬收入快速增长下、服务消费修复不断加快,均显示出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强劲。对于10Y美债利率而言,在国会就债务上限达成一致、财政因素的干扰消退后,或将跟随通胀压力持续释放等、重拾上行走势。 风险提示:美国政府再次面临“财政悬崖”。 报告正文 1、周度专题:看空美国经济?为时尚早 事件:6月以来,部分总量指标的回落,以及10Y美债利率的“跌跌不休”,让看空美国经济的声音频频出现。 资料来源:彭博社、Wind 1.1、一问:财政发钱减少,会导致美国经济大幅下滑? 以史为鉴,危机时期实施的财政刺激力度越大,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的表现往往越强。回溯历史,历次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后,美联储一般都会快速放松货币,以托底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危机时期,美国财政政策的实施一般差异较大。总结经验来看,财政刺激力度越大,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的增长动能往往越强。比如,1974年、1981年,美国实施了财政和货币双刺激后,经济走出衰退的节奏要明显快于1980年、1990年。2001年、2008年,尽管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因为财政刺激力度更大,美国经济在2001年后的复苏进程,要快于2008年后。 大规模财政刺激有利于经济加速修复,与前者能有效缓解私人部门遭受的负面冲击、“帮助”资产负债表保持健康密切相关。货币政策可以在危机时期“放水”、也可以在复苏时期“收水”,而与货币政策不同,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期的减税、“发钱”等,将直接帮助到居民及企业,并且这种帮助一般“不可回收”。财政政策的这一特征,使得它可以显着地影响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状况,并最终影响到经济走出衰退后的复苏进程。回溯历史来看,以往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复苏节奏较快时期,居民部门的偿债压力都相对较轻,后者一般与财政大规模减税、退税等密切相关。 疫情爆发后,力度创下历史之最的财政刺激政策,使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受到的冲击大幅下滑。与以往相比,2020年美国遭遇新冠疫情、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包括对居民部门进行了多轮的大规模“发钱”,以及对企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低息贷款援助等。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使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受到的冲击大幅下滑。以居民部门为例,居民收入水平在经济爆发危机后“不降反升”、为历史首次,偿债压力(债务相关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出现大幅下滑、刷新1980年以来新低。 私人部门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支持下,本轮美国经济快速走出衰退,并持续加速修复。与历史经验一致,健康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极大地“帮助”到了美国经济。比如,美国GDP增速在2020年2季度降至历史低点,但随后快速反弹,并在2021年1季度由负转正、2季度绝对水平飙升至历史新高。就业的修复速度,同样“飞快”。截至7月,美国非农就业的修复率(前期危机时期损失的就业数的恢复程度)已经超过75%,修复速度远超2001年及2008年两次危机爆发后。 居民端快速增长的薪酬收入,以及超高的储蓄水平,将帮助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未来持续保持健康。力度创下历史之最的财政刺激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快速走出了衰退。而随着经济复苏、财政刺激力度开始下滑,部分市场观点因此提出“财政刺激退潮将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真实情况是,虽然刺激退潮,经济强大的增长动能带动了美国居民薪酬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并使总收入在财政发钱减少后继续远超历史趋势线水平。美国居民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还反映在企业“用工荒”上。因为“不缺钱”等,很多美国劳动力不愿意工作,企业为此不得不持续加薪。 1.2、 二问:补库结束、去库开始,将拖累美国经济走向衰退? 部分市场观点还提出美国即将开始去库存、并将因此走向衰退。美国最新库存数据来看,截至5月,私人部门总库存同比增速(名义值)已达到4.5%,超过了疫情前水平、并逼近了2019年的高点。其中,制造业库存同比增速达4.8%、接近2020年初水平,零售商库存同比增速达3.7%、刷新2019年8月以来新高,批发商库存同比增速更是升至10.2%、为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同比增速升至高位,被部分市场观点用于论证美国经济即将进入去库存阶段,并因此走向衰退。 但美国私人部门“真实”库存已连续2个季度去化,绝对水平降至低位。PPI同比的飙升,以及2020年同期低基数的支持,使美国私人部门名义库存的同比读数,升至高位。然而,这并不能反映美国真实的库存水平。从最新公布的2季度GDP数据来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批发商及零售商,库存的实际值已从年初开始连续2个季度下滑,库存实际同比增速更是处于历史低位。过去2个季度,库存的持续去化,对美国GDP环比折年率的读数造成了明显拖累。 持续大幅扩张的需求,以及国内生产能力相对不足、引发的供应短缺,是美国库存“逆势”去化的主因。美国实际库存的下滑,并不是因为需求不好。以零售商、批发商为例,随着内需持续大幅扩张,零售、批发销售双双飙升、绝对水平远超疫情前。需求大幅向好下,库存“逆势”去化,更多是受到供给不足的拖累。截至6月,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水平才刚刚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附近,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生产更是因为“缺芯”等大幅下滑。需求高增和供给不足,导致了零售商和批发商的库存销售比大幅下滑,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库存销售比更是因此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随着疫苗大规模推广、推动国内生产能力修复加快,叠加新订单持续大增,美国私人部门或将开始“补库存”。一方面,虽然新的变异病毒在美国境内大面积扩散,但受益于前期疫苗的大规模推广,美国已形成相对有效的“免疫网”,新增重症患者及死亡病例等持续低企。随着持续推进解封、重启经济,美国国内生产能力的修复开始加快。除了受到生产能力恢复的支持外,新订单的持续大增,也将推动美国私人部门库存回补加快。最新数据来看,受新订单大增带动,美国基本金属、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库存同比大幅抬升。 私人部门库存回补,将对美国经济形成有利支撑。历史经验来看,库存的变化,一直是经济表现的“弹性项”。比如,经济向好阶段,库存回补,往往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相反,经济走弱阶段,库存去化,常常使得经济下滑加速、并最终陷入衰退。对于美国经济而言,私人部门的库存从去化转向回补,无疑将使未来的经济增长获得有利支撑。 1.3、 三问:PMI及10Y美债利率下行,反映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已加速衰减? 由于疫情干扰了经济中不同部门的修复进程,以PMI为首的单一总量指标,目前不能准确反映美国经济的全貌。部分市场观点用PMI等总量指标的见顶回落,来论证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已加速衰减。然而,真实情况是,疫情干扰了美国经济中不同部门的修复进程,PMI等总量指标对经济的指示意义大幅下降。以制造业PMI为例,2020年下半年以来,疫情等干扰下,PMI中的新订单、生产、就业及供应商交货指数之间的走势,频频分化、甚至背离,与过往完全不同。由分项指数合成的PMI指数,显然不能准确反映美国经济的增长动能。 10Y美债利率的下行,极大程度上是受到财政存款压降的干扰,与美国经济、通胀走势明显背离。因为过往可以反映经济走势,10Y美债利率6月以来的“跌跌不休”,被部分市场观点认定为美国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的信号。然而,10Y美债利率和美国CPI同比的持续背离、与历史经验相悖的表现,说明前者的回落很难用经济因素解释。实际上,10Y美债利率的下行,与财政部压降存款的行为密切相关。一方面,财政部大规模压降存款与美联储QE一起,引发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存款压降过程中,财政部持续减少国债发行,导致美债供需格局进一步扭曲。 企业端核心资本品新订单的持续加速增长,以及居民端薪酬收入快速增长下、服务消费修复不断加快,均显示出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强劲。剖析美国经济,核心资本品新订单增速的持续抬升,以及背后企业家大幅提升的资本支出意愿,反映出美国的资本开支周期刚刚开启。与此同时,居民收入的核心——薪酬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叠加疫苗推广“帮助”线下各类活动解封,将推动美国服务消费的修复持续加快,后者占私人消费总体、GDP的比重分别高达60%、42%。资本开支周期的启动和服务消费的修复加快,均显示出美国经济拥有强劲的内生增长动能。 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强劲、通胀压力高企,意味着财政因素的干扰消退后,10Y美债利率或将重回上行通道。回溯美国历史,以往没有财政存款压降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下,伴随着经济向好、CPI同比抬升,10Y美债利率往往趋势上行。展望本轮10Y美债利率的走势,在美国国会就新的债务上限达成一致、财政存款的压降随之结束后,美债利率的主导逻辑或将回归经济基本面。这一背景下,美国经济强劲的内生增长动能,叠加需求向好和供给受限持续推升通胀压力①,或将带动10Y美债利率重回上行通道。 ①关于美国通胀压力的分析,请参考我们已发布的《全球大通胀时代》系列报告。 2、 重点关注:美国7月CPI 3、 风险提示 美国政府再次面临“财政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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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国土空间规划设置人口“天花板”,这些城市未来增长空间不足150万

近期,多地密集发布了城市国土空间规划草案,不少城市在规划草案中对人口规模划出红线。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人口规模不断逼近规划设定的极限值,未来15年人口增长空间均低于150万人。 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中山东一路上人潮涌动。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多城密集公示 国土空间规划草案 2019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印发,要求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时隔不久,《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印发,要求抓紧启动编制全国、省级、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规划期至2035年,展望至2050年),尽快形成规划成果。 在今年上半年,山西朔州,江苏常州,山西运城,广东肇庆,重庆,浙江杭州,山西临汾,广东深圳、惠州等地市相继公示了国土空间规划草案。 进入下半年,多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草案密集“出炉”。 记者统计发现,仅7月份以来就有黑龙江哈尔滨、四川成都、广东中山、湖北武汉、甘肃金昌、吉林省吉林市、山东青岛、辽宁沈阳等8市相继公示国土空间规划向公众征求意见。 受访专家表示,这些总体规划是国家规划体制改革后第一部覆盖城市全域全要素“多规合一”的总体规划,是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背景下,面向2035年长远发展、统筹城市国土空间资源配置的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 北上广深规划人口 增长空间不足150万 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但人口规模也并非越大越好,城市需要根据自然资源决定承载规模。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到,北京城市人口规模,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以后长期稳定控制在2300万人左右。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2189.3万人。这意味着北京市人口增长空间仅为110.7万人。 距离人口“天花板”,上海同样“余额”不足。《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到,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2487.09万人。换句话说,未来15年上海市人口增长空间仅为12.91万人。 再看广州,《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年)》草案提出,2035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在2000万人。广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1867.66万人。这意味着未来15年广州市人口增长空间为132.34万人。 广州人口“余额”虽然高于京、沪,但称不上充裕。数据显示,广州市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共增加597.58万人。照此增长速度,不足3年,广州人口“天花板”就将被“顶破”。 深圳面临的情况和广州相似。今年6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草案)发布,提出到2035年基于资源环境紧约束的现实状况,综合考虑城市宜居水平,按照1900万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较高品质住房以及基础教育设施。 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深圳2020年常住人口已达到1756万人。未来15年,深圳的人口增量空间大约为144万人,年均增量空间不足10万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城市在设置人口上限的同时,要警惕“驱赶低端人口”等违背城市规律的做法。 “部分城市在规定人口规模的同时,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只要大学生,不要低端产业从业人员。尤其近年来科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很多城市不断加大科创投入,引进各类高端科技人才,忽视或者排斥低端产业从业人员。”王智勇说。 “社会分工需要互相创造需求和供给。科技人才、白领同样需要有人为其服务,事实上,已有国外研究表明,正常情况下1位高端人才起码需要匹配6位普通劳动者。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将会使社会生活成本提高,终将不利于城市留住高端科技人才。”王智勇进一步分析。 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是 国土空间规划大趋势? 事实上,人口“天花板”并非一线城市专属。此轮国土空间规划中,成都、杭州也透露出未来“控制”人口规模的迹象。 成都提出,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400万人。结合成都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未来15年成都市人口增长空间为206.22万人,远小与于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581.91万人的增量。 杭州则明确提出“引导和控制人口增长”,至2035年,规划常住人口规模1500万人左右。结合杭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未来15年成都市人口增长空间为306万人,同样小于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324万人的增量。 王智勇认为,除北上广深外,目前其他城市规定的人口上限值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北上广深已达到城市规模效应的临界值,不再是规模越大效率越高,相反边际效应递减。目前,除北上广深以外,我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还需要人口不断集聚来助力城市经济发展的。”王智勇分析。 事实上,大部分城市在提出人口上限值的同时,也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以成都为例,《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草案)提出,考虑人口流动性和人口发展的不确定性,按照规划城市人口上浮20%配置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基础设施。 此外,《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在提出至2035年规划可容纳常住人口1660万人的同时,也提出按2000万人的服务人口配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出品:中国城市报 ■作者:邢灿
中国制造业外部环境恶化,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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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外部环境恶化,如何应对

近年制造业在国家竞争力中的地位凸显,中国制造某种程度上成为众矢之的 文 | 鲁欣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国制造业贸易风险并未减弱,反而更加严峻。 首先是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 国际贸易的规则体系正在重塑,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大量涌现。美日欧迄今已召开七次贸易部长会议,核心议题均与制造业相关;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截至今年1月31日,全球已生效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共计357个。 气候变化正在被写入国际贸易规则,比如碳关税将不仅对全球贸易、也将对各国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美国议会提案41件,总统行政令4项;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日本通过2050年碳中和法案。 第二是近年制造业在国家竞争力中的地位凸显,中国制造某种程度上成为众矢之的。制造业竞争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战略竞争、科技竞争、供应链竞争。 战略竞争方面,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重振美国制造业基础;欧盟更新《欧盟工业战略》,引领欧洲产业向绿色和数字化过渡;日本发布《日本制造业白皮书》,要求日本制造业强化供应链。 科技竞争方面,美国要促进和保护美国在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欧盟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同时发布监管法律框架,遏制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日本投入数亿美元,将5G网络视为经济增长支柱之一;英国发布《2020年科技战略》,为下一代科学技术奠定基础;韩国发布人工智能新政,计划投资76万亿韩元。 供应链竞争方面,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3份有关供应链的行政令;欧盟要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掌握“战略自主权”;日本要求国内制造业将强化供应链放在首位;英国通过《通讯安全法案》,要减少高风险供应商的潜在威胁;德国近期通过了《供应链法》。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新老规则交叉的混沌期,以上的一切变局都源于产业技术变革。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推动社会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给全球创新、产业分工、价值链、贸易、投资等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中国制造业的限制更加精准,并联合盟友一同采取措施。中国制造业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并且要特别关注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方面的问题。 01 出口管制影响供应链安全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新风险主要包括:出口与管制风险、金融制裁风险、投资风险、贸易风险。 简单来说,出口管制影响供应链安全,金融制裁影响资金链安全。管制和制裁,都是半政治化的政策工具。 出口管制是管贸易的,就是被列入美国实体经济清单实体无法再进口美国的货物、使用美国的相关技术,甚至会阻断基础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通道。 出口管制涉及物项清单和最终用户/最终用途两部分,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对制造业供应链的影响最大,可能引发“断货”风险。除商务部实体名单外,还有被拒绝人名单、未核实名单,军事最终用户名单等,另外美国国务院还有防扩散制裁名单和国防贸易禁止名单等。 根据我们统计,截至6月28日,美国实体名单中涉及中国大陆的有338家,占全球总数的21.1%,其中企业有209家。军事最终用户名单中有58家是中国大陆实体,占比54.7%,其中企业有51家。未核实名单有26家中国大陆实体,其中企业19家。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之前,中国大陆实体被纳入美国实体名单的数量总体比较平稳,2018年之后数量猛增,其中涉及电子、电信、AI领域的企业最多。 美国还不断加强新兴技术管制,采取了许多措施。 美国还通过国际组织联动来形成技术管制。国际四大出口管制多边机制包括瓦森纳协定、核供应国集团、澳大利亚集团以及导弹技术控制机制,都是以清单来实施技术管制,美国极力促成了前三个管制机制的成立,也是澳大利亚集团的主要成员国,主导了国际多边管制机制的走向。 我们还要关注美国批准了什么,否决了什么,这样就知道我们哪些产品对美国依赖比较大,哪些产业需要加强。 2015-2019年,在美国批准的对华出口许可中,涉及质谱仪最多,其次是电信技术,中国许可占全球的比例高达74.1%和82.5%。化学制造设备、压力传感器、生物材料处理设备、电子元器件、光学设备对美国的需求也比较大。美国否决对华出口的物项涉及电子元器件、通用电子设备、光学设备,说明这类产业亟待加强。 02 金融制裁影响资金链安全 金融制裁,是全面组织与美国相关的,包括与美国人交易,用美元贸易和投资、涉及美资的经营活动等。 金融制裁的各类名单特别复杂。美国财政部的金融制裁名单目前有8份,其中最重要的是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禁止提供特定服务;禁止投资、支付和资本流动;禁止为名单中的实体集资;封锁(冻结资产)实体的任何资金或其他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交易;禁止入境。截至6月底,全球9000多个SDN名单中,涉及206个中国实体。数量虽然不大,但近两年增长特别快。 不仅如此,在非SDN名单中,中国也颇受限制。2020年11月,美国为中国单独出台中国军事公司名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投资31家中国军事企业。2021年6月,拜登政府将其更名为中国涉军企业名单,共有59家企业,禁止美国投资,其中30家来自2020年的中国军事公司名单。 涉朝、涉伊贸易容易遭美国金融制裁。截至6月11日,中国企业被纳入美国特别指定国民名单的原因:涉朝贸易的企业21家;涉伊贸易的企业43家;涉及委内瑞拉贸易的企业1家;涉贩毒及反恐分别是7家和4家。 03 投资审查风险 美国在《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和《出口管制改革法》中明确“新兴和基础性”技术清单是关键部分,很多内容涉军或军民两用领域,未来也会加快针对关键技术的投资审查与出口管制机制的联动。 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中美在网络基础设施、能源、高科技领域的资本层面的合作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此外,美国还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发布海关暂扣令,实施限制/禁止进口措施,目前涉及棉花、番茄,下一步或将产品范围拓展至清洁能源领域。 欧盟各成员国都在采取措施,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和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 关键基础设施:能源、运输、水、卫生、通信、媒体、数据处理或存储、航空航天、国防或金融基础设施等; 关键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网络安全、航空航天、国防、储能、量子和核技术以及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 关键投入: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等。 德国聚焦卫生、能源、信息技术、电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扩大了其外国直接投资监管制度的适用。 日本将需要进行“事先申报”的领域扩大至可转用于军事的通用品、高度的网络安全等12个领域。 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规定了先进材料、高端机器人、人工智能、民用核能等17个需要强制申报的行业。 澳大利亚对外商投资审查制度进行了半个世纪以来力度最大的改革,关注敏感行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引入国家安全审查,加强合规监管及加大处罚力度。 04 贸易风险...
奔跑的元气森林,被迫进入“慢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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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的元气森林,被迫进入“慢时代”

去年9月中旬,气势如虹的元气森林推出了满分微气泡,以“99%果汁含量+微气泡”为卖点,宣称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6月初,元气森林宣布倪妮成为满分微气泡首位代言人。官宣代言人之前,元气森林的官方小红书、微博内,有关满分微气泡的宣传内容少之又少。官宣代言人之后,元气森林小红书官方账号所发的内容中,约三分之一为满分微气泡的种草帖,远超其他产品。小红书用户也普遍发现,自己频繁在推荐栏看到有关满分微气泡的笔记。 宣传笔记和广告投放的猛增,说明在推出近9个月之后,满分微气泡被元气森林选定为第四代主推产品,进行爆款打造。 然而目前来看,这款产品的市场反响并不尽如人意,在产品配方、定位等方面频遭吐槽,爆款之路阻力重重。 满分微气泡的出师不利,归咎于元气森林的品牌元气正在不断消减。从去年的“伪日系”质疑,到今年年初的“伪无糖”质疑,元气森林最引以为傲的品牌包装和健康理念遭到了一波又一波的精准打击。 真正的无糖饮料之路遥不可及,被迫换上低糖标签的元气森林开始顺势而为,主推含有天然果糖的果汁产品。虽然一定程度缓解了伪无糖风波的尴尬,但也冲淡了既定的品牌调性。 除了满分微气泡,元气森林近几年推出了多款产品,但没有任何一款产品能复刻苏打气泡水的辉煌。在这种情况下,元气森林以爆款单品拉动品牌发展的战略也注定受到影响。 穷则思变,元气森林将品牌新的增长点放在了并购、研发和出海几方面,但在新的发力方向中,元气森林要面对的困难依然很多。 01 打造第四代爆款,阻力重重 元气森林最为出圈的产品无疑是苏打气泡水。但在苏打气泡水出圈之前,元气森林上市的第一款产品燃茶,已经有所出圈,为元气森林打下了品牌基础。 2018年6月,元气森林推出苏打气泡水。经过一年多的洗脑营销和热度发酵,苏打气泡水于2020年上半年成功出圈,元气森林也成功跻身网红品牌之列。 在有了燃茶和苏打气泡水两代爆款饮料后,元气森林又于2019年年底推出了以“0蔗糖”为卖点的乳茶,专攻奶茶受众心智。 元气森林的三代爆款饮料 在产品属性上,燃茶和苏打气泡水更适合春夏饮用,乳茶更适合秋冬饮用。在经历过被苏打气泡水制霸的2020年上半年后,进入下半年,乳茶终于有了走红趋势,成为元气森林的第三代爆款饮料。 然而有着可爱喜人的日式包装的乳茶,还没有享受多久爆款红利,就陷入了巨大的“翻车”事故。今年1月,不断有测评博主质疑元气森林乳茶并非真的无糖,引发消费者关注。在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元气森林于4月公开道歉,表示后续将把产品包装上的“0蔗糖”改为“低糖”。 然而,“伪无糖”风波并未以元气森林的道歉而告终,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消费者对元气森林的其他产品是否真的无糖的质疑,更让元气森林的品牌价值有所折扣,进而影响到新产品的推广。 满分微气泡果汁的市场反响平淡便是“伪无糖”风波的余威折射。实际上,元气森林推出果汁类饮料,一定程度上是对“伪无糖”风波的反向洗白。 绝大多数水果中,都含有果糖、蔗糖和葡萄糖,这意味着,“99%果汁含量”的满分微气泡,拥有正当含糖的理由。如此,“伪无糖”风波对元气森林品牌形象造成的不良影响可以得到一定消解,并保住“自然”“健康”等品牌标签。 在去年9月的新品发布会上,元气森林重点强调满分微气泡果汁使用了NFC果汁(非浓缩还原汁),但「新熵」观察发现,满分微气泡系列果汁配料表中,除了一项NFC果汁,还存在多项浓缩果汁。 两款满分微气泡果汁配料表 浓缩还原果汁,是指浓缩果汁添加了和果汁浓缩时失去的天然水分等量的水后得到的制品。而果汁在浓缩过程中,会损失一定的营养和口感。与浓缩还原果汁对应的,是不经过浓缩及复原的NFC果汁,后者也是前者在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 经过“伪无糖”事件后,部分消费者也对元气森林的营销概念多了几分戒备。 在满分微气泡的小红书相关笔记下,就有用户尖锐指出,与其选择含有浓缩果汁并额外添加维生素C的满分微气泡,不如直接选择NFC鲜榨果汁。 除了“99%果汁含量”,满分微气泡还有一大卖点,即微气泡。用两个或多个细分的概念叠加,进而打造出新产品,是元气森林一如既往的产品方法论。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也是照搬国外饮料的,在满分微气泡诞生之前,国外早已存在同类型产品,例如澳大利亚的Bundaberg汽水果汁、保加利亚的Rosadoli气泡果汁等等。 在国内方面,满分微气泡的劲敌也渐多。今年4月,汉口二厂推出99果汁系列,也打出了“99%果汁”的旗号,和满分微气泡果汁对垒。此外,还有众多新兴国产品牌打出了类似的“高果汁含量”汽水的噱头,围剿满分微气泡果汁。 在一众NFC果汁和同类型气泡果汁面前,满分微气泡也不具备价格优势。 市面上300毫升的NFC果汁,零售价普遍为7元、8元左右。而380毫升的满分微气泡果汁,零售价格约为10元。NFC果汁的单位价格仍然比微气泡果汁便宜。 至于汉口二厂等气泡果汁,由于多使用玻璃瓶装,其成本和售价都比满分微气泡高,但是玻璃瓶装也使得产品容易打通更多场景。在酒吧等场合中,由于玻璃瓶装饮料和香槟、预调鸡尾酒等产品外观相似,所以比塑料瓶装饮料更受欢迎。 而满分微气泡果汁,在产品外观上有失元气森林的一贯水准,既没有燃茶的大气感、也没有苏打气泡水的清新感、更没有乳茶的可爱感,整个外观并无鲜明记忆点。 并不具备元气森林以往特征的满分微气泡,似乎难以扛起第四代爆款饮料的大旗。一向以研发速度和上新频率引以为傲的元气森林,似乎还没有更出色的产品能让消费者眼前一亮。 02 表面打造爆款,实则打造品牌矩阵 鲜少有人注意到,元气森林许多产品并没有明显的元气森林标识,再仔细看,其商标也不是元气森林,而是元气森林的子品牌,比如满分微气泡的品牌是“满分”,外星人能量饮料的品牌是“外星人”。有快销行业从业者告诉「新熵」:“表面上看,元气森林在不断上新,不断打造爆款产品,但实际上,它做的是不断推出子品牌,从而打造品牌矩阵。” 子品牌旗舰店中,产品的品牌名不再是元气森林 元气森林将自身的崛起方法论复刻到了子品牌身上,即先打造一个爆款产品,然后通过这个爆款产品,拉动整个品牌发展。苏打气泡水让元气森林声名鹊起,同样的,元气森林也希望后续几代的爆款产品中,能够出现拉动单个子品牌发展的爆款。例如元气森林目前重点推广的满分微气泡,则肩负了拉动起“满分”这一子品牌的重任。 所以说,元气森林在打造子品牌爆款产品的同时,也为子品牌的知名度和后续扩张打下了基础。而品牌矩阵内子品牌之间的互相联动,最终能够成为母品牌的护城河。 在天猫商城,除了元气森林官方旗舰店,元气森林还开设了燃茶旗舰店、外星人旗舰店、元气早餐旗舰店和满分旗舰店。其中,除了外星人,其余几个子品牌产品,在元气森林官方旗舰店内仍然有售。外星人这一子品牌的产品目前已经完全独立销售,但该子品牌诞生之初,其产品也在元气森林官方旗舰店内销售。 目前,元气森林官方旗舰店内共有8款产品,除了归属于元气森林和多个子品牌的7款产品,剩下的1款产品为对策乳酸菌饮料。对策乳酸菌是今年5月末才上线的新产品,亟待市场进一步检验。一旦市场反映良好,注定会和其余子品牌一样,先自设旗舰店,进而脱离元气森林旗舰店,像外星人这一子品牌一样,完全独立销售。 燃茶专攻茶饮料,外星人专攻能量饮料、元气早餐专攻豆乳饮料,满分和对策两个子品牌的产品战略虽不明晰,但可以推测出两者将分别专攻果汁饮料和乳酸菌饮料。此外,元气森林旗下还有完全不依托母品牌,直接独立运营的子品牌北海牧场,专注于酸奶类饮料。 可以看出,元气森林一直在向不同的饮料品类进军。 而将不同的垂直品类打造成不同的子品牌,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保持母品牌元气森林的品牌调性依然鲜明。目前,直属于元气森林这一母品牌的两个产品,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和元气森林乳茶,都是以低糖作为核心卖点,而茶饮料、能量饮料、乳酸菌饮料等品类的核心卖点并不是低糖,所以将大的饮料品类设置为子品牌很有必要。 设立子品牌的第二个好处是便于品牌在各个垂直品类中扩展更多的SKU,进而刺激市场消费。以元气森林的酸奶品牌北海牧场为例,这个2018年6月上线第一款产品的品牌,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推出了LP28、每日清体、乳酪布丁等8款产品,且每款产品的口味在1至3个不等。而元气森林旗舰店内,目前总共也不过8款产品。可见,打造子品牌,能够快速铺开垂类市场,拓展产品多样性。 但是在各个垂类里开疆拓土,也意味着元气森林正在四面树敌。 在酸奶领域,北海牧场的生存空间十分有限。酸奶是饮料中典型的的高利润品类,蒙牛、伊利等各大乳业巨头已经将酸奶品类做到极致细化,各种价位、品类产品齐全。在已经趋于饱和的酸奶赛道,选择了无蔗糖高端酸奶这一细分类目作为切入点。但在乳业巨头拥有自有奶源和渠道等优势的背景下,杀出重围仍然不易。 除了资源优势,元气森林各个赛道的竞争对手们也瞄准了无糖市场。能量饮料东鹏特饮和乳酸菌饮料养乐多都推出了无糖或低糖版本,分别对外星人和对策这两个子品牌产品造成冲击。和燃茶竞争的无糖茶饮料则更多,因为茶饮料本身就是饮料届的兵家必争之地。...
程实 : 冰与火的经济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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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 冰与火的经济胶着

程实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柳梢绿小眉如印,乍暖还寒犹未定。”2021年以来,全球经济虽强劲反弹,但并未真正走出疫情阴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展现出变幻莫测的本质特点,全球经济乍暖还寒,宏观政策阴晴互现,金融市场跌宕起伏。我们认为,冰与火的经济胶着,既是不确定性碰撞的结果,也预示着具有确定性的共振方向。在大分化的表象之下,新供给冲击的深层逻辑愈发展现出主导经济演化和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唯有透过现象看本质、超越矛盾辨统一、忽略波动识趋势,才能保有顺势而为、趋利避害的长期理性。 经济胶着的三重表现。新冠疫情复杂影响之下,全球经济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冷热不均的趋势现象比比皆是,南辕北辙的行为选择层出不穷,喜忧参半的市场信息星罗密布,各种矛盾冲突呈现出相生共随、深度胶着的复杂状态。这种复杂的胶着状态,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在实体经济领域,通胀与通缩彼此胶着。一方面,全球通胀压力普遍上行,2021年上半年,世界银行能源商品价格指数和IMF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8%和29%,主要经济体PPI增速均大幅高于警戒线,PPI向CPI的传导在部分区域已经完成,美国核心CPI增幅创近30年最高水平;另一方面,通缩担忧依旧广泛存在,尽管全球经济增速快速反弹,但近七成经济体的实际基本面尚未恢复到疫情前常规水平,而疫情的反复则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下行压力。第二,在宏观政策领域,紧缩与宽松彼此胶着。2021年6月和7月两次FOMC会议,美联储展现出紧缩倾向,给出了从Taper到缩表再到加息的紧缩路线图;202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稳健基调之下做出灵活趋松的微调,进行了超出市场预期的全面降准。第三,在金融市场领域,冒险与避险彼此胶着。一方面,全球风险偏好持续亢奋,MSCI全球股指年内上涨12.91%;另一方面,全球避险情绪在缓释之后又重新快速积聚,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年内先涨后跌,7月一度回落至1.2%以下,表明市场氛围愈发趋向保守,中概股也呈现出剧烈震荡。 经济胶着的深层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因,尽管冰与火矛盾并存的表象复杂多变,但全球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却较为清晰,我们认为,造成经济胶着的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新冠疫情引致的新供给冲击带来了全局性的长期滞胀压力,而这种双向压力的释放过程具有时序上的渐进性和区域上的差异性。新冠疫情本质上不是需求侧的短缺性危机,而是供给侧的公共卫生危机,而自2020年下半年至今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交通运输成本大幅上升已经确证了新供给冲击的形成。尽管大宗商品价格基本已经完成冲顶,但新供给冲击带来的滞后影响还会长期存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通货膨胀上行压力将在未来2-3年内缓慢释放,这为冰与火的经济胶着奠定了基调。第二,新冠疫情造成了物理上的割裂,民粹主义加剧了认知上的分歧,K型复苏则深化了情绪上的对立,全球经济“分化”和“极化”的特点不断自我强化,即便在同一根源性因素(新供给冲击)的影响下,不同经济体所处的经济状态和面对的压力重点也都截然不同,在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驱动下,主要国家政策势必出现“以我为主”的普遍倾向和“和而不同”的选择差异。第三,新冠疫情本身的演化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进而决定了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和差异性。一方面,疫苗接种进度持续提升的同时,病毒异化的风险也不断扩大,人类与疫情的对抗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反复摇摆;另一方面,由于疫情防控策略与能力的差异,不同经济体的复工复产进度也存在巨大差别,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也上下有别,进而加剧了全球经济周期的国别错位。第四,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从线下模式向线上模式的进化,数字经济成为决定经济复苏边际动能的重要力量,而不同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的进度差异甚至大于传统经济的存量差异,这使得经济复苏的差异性进一步放大。此外,随着新一代搜索引擎的普及,线上信息传播具有强化个体原有认知的特点,这也使得疫情后全球经济社会的内视性进一步增强。 经济胶着的未来寓意。从新冠疫情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逻辑看,全球经济冰与火的胶着状态是新供给冲击渐次释放其长期影响的伴生现象,这对理解和预判未来全球经济、宏观政策和金融市场提供了帮助。首先,新供给冲击的影响还将持续释放,在长期滞胀压力之下,全球政策调控将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供给主义”,政策超预期发力势在必然,这意味着组合性政策的协同性将增强,单一政策的超预期可能性将会放大,为了应对异常而凶猛的新供给冲击,全球政策制定者都将在各自政策路线上更加有所作为。其次,全球经济复苏从国别角度看既不是同向的,也不是同步的,这意味着“以邻为壑”的经济基础有所强化,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内视性将普遍增强,类似中美货币政策短期背离的现象还会不断出现,全球政策博弈更趋复杂,受此影响,全球汇率、利差、资本流动的变化将更趋剧烈,任何经济变量的单向趋势恐难长期维系,市场高波动性将延续。最后,新供给冲击之下,全球经济格局之变和自我进化持续加速,在经济胶着的复杂状态下,“硬核元素”的长期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将不断凸显。从国别增长角度看,中美的经济韧性和复苏进度领先全球,“稳定双核”势必将吸引长期资本的持续流入;从产业变迁角度看,新供给冲击加速新产业革命,科技应用和数字经济的赛道优势不断强化;从发展理念角度看,宏观政策向微观层面的重心倾斜是大势所趋,人民标尺已成为决定政策绩效和企业成败的关键。对于全球投资而言,冰与火的经济胶着令人困扰,唯有聚焦“硬核元素”,方能在新供给冲击的复杂局面下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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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碎片化:为什么很多外贸公司消失了?

国际贸易即跨国的商品及服务交易,其货物必定涉及在两国海关的出关入关,其资金又相关国际收支、需遵守外汇管理规定,再加上交易对手距离遥远,远涉重洋,多年来,提到国际贸易,往往让人联想到外文谈判,蔚为壮观的集装箱码头,或者浩渺大洋中劈波斩浪的万吨巨轮。总之,国际贸易给人的大致印象是绝非等闲之辈可以轻易为之。 确实,从事国际贸易一度不但需要外贸经营权,而且技术含量高,操作复杂,一笔国际贸易可能价值不菲,最后收回来的还都是外币。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贸易专业是高考报名最热、考分最高的专业之一,而进外贸公司则无疑也是当时最好的工作之一。很久以来,国际贸易一直是高端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现在要开展国际贸易还很有难度吗?答案却是:如今做跨国贸易早已经变得相当容易。 开展线下的话,比如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开个店或参加一些展会(例如广交会等),就或能有来自海外的客商买你的货实现出口;线上会更简单,比如在亚马逊、ebay、shopee、wish等国际平台注册一个网店,只要你的货品在大洋彼岸那头有人上网看上,之后如可以通过国际邮包寄到海外,收到平台上的海外付款后,一笔国际贸易就完成了。通过线上平台的国际贸易从业者,现在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跨境电商。 改革开放初期,外贸公司主营的国际贸易业务,联结着海内外商品市场的两头,国际贸易业务不但将国内的一些传统产品如丝绸、茶叶等出口到发达国家换取外汇,也把海外很多当时国内没有的产品进口到国内,比如当时海外原产的彩电、冰箱等。我国加入WTO之前,国家有专门的外经贸部,主管对外贸易,而当时普通企业不能对外做贸易,国际贸易一般集中在外贸公司,也就是外贸公司有外贸专营权和代理权。外贸公司由于负责大量企业的进出口代理业务,进出口的单子多是多家企业货品的集合,所以那时国际贸易的单子金额较大。 由于国际贸易早期多由大型外贸公司操办,普通公司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处理国际贸易,因而带来了外贸行业、外贸公司的繁荣。但到本世纪初外贸专营全放开之后,大型的综合性外贸公司逐渐减少,各生产企业不再需要依赖专业外贸公司,而均可自行办理进出口业务。同时,参与到外贸业务当中的各类小型公司、个人也日益增多,国际贸易于是日渐变得和国内贸易一样稀松平常。 这些年来,国际贸易业务越发呈现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每一单跨国交易单子的金额正变得越来越小。比如笔者认识的一家公司,数年前单笔国际贸易单子的平均数还能在3万美元左右,现在平均数已经降到仅3000美元每单了。实际上,在整个对外贸易业界中,从事国际贸易企业的平均规模也正变得越来越小。国际贸易的单子在变小,企业在变小,这可称为“两小”;同时,由于国际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总量是连年增加的,因此国际贸易的单子总数还是越来越大,做国际贸易的小企业的数量也越来越大,这又可称为“两大”。 原本的国际贸易由很多大公司把持,每单金额也较为可观,但当下公司越发灵活而小型,单子也较分散。国际贸易“两小两大”的趋势,就像原来很多跨国贸易的大单子、大公司被零敲碎打成了碎片一样,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国际贸易的“碎片化”。 人们早就亲身体会到了这种国际贸易的“碎片化”,如不少人身边都有朋友在工作之余在亚马逊等平台开网店。这些网店规模不大,品种不多,但集中做一些细分品类,把国内的适宜的某类产品卖到国外去。起初他们的“贸易公司”小到都不一定以公司的形式存在,如果网店没有海外仓,经常会一单只卖一两件商品,所以一单“国际贸易”的金额可以小到几百美元也常见。这和之前的专业外贸公司完全不同,外贸公司一单货至少也要以一个或半个集装箱来论,金额往往数万美元或更多。这种碎片化的国际贸易成为原来外贸公司那种聚合式大单子的一种替代,数十年前,人们不敢想象,有一天国际贸易还可以这么做,简单直接到如同去菜场买几根黄瓜那样随意。 国际贸易碎片化的背后,是世界经济、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以及全球消费文化的变迁。 首先,全球商品的生产能力早已超越了必须以大批量工业化生产来实现盈利的模式。之前生产企业往往大量生产同一种产品,以压低单件商品成本,增加利润。在现代经济愈加强大的产能条件下,生产企业早已经可以做到小批量,多品种和多样化设计,特别是在诸多消费品的生产上,比如服装行业,大批量的重复生产同一产品容易会造成消费者的厌恶,而越是款式变化速度快,重复率低,批量小的服装,相对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类似比较有名的案例如服装快消品牌ZARA、H&M、C&A等,都属于此类小批量、快时尚。在生产邻域的这种变化,无疑促使国际贸易货品的变化更快,交易更频繁,而单子也变得更小。 其次,全球购物的全面网络化使得消费者商品选择的路径基本拉直,挑选商品的流程早已改变。之前的购物方式下,由大型进出口企业为消费者做好批量选择,货物抵达后再由商店分销,作为消费者,是在现场从已进口的实物货品中进行挑选。这种购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的模式更偏向于极大数量的售卖者和买家直接通过亚马逊等平台上的网店进行沟通,是卖家跨境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的选择,这种点对点的销售模式能带来更多的单数,但没有了之前外贸公司组织处理的批发大单,每单金额也就更小了。就这样,传统时期以国际电话及传真、电传等通讯方式进行的国际贸易,在互联网的高度发达的时代,终于成了越来越由买卖双方直接联系的平常交易。 信息科技的发展造成了跨国贸易在商品选择流程的变化,也使国际贸易的单子愈加分散。 再次,全球化下无论在哪种文化中,现在社会中个人的选择几乎都越发趋向个性化。可以看到,无论中外,消费领域都越来越多强调个性,强调与众不同,常以有限产量的热点产品造成一款又一款网络爆品产生,以此凸显爆品拥有者的个性。这些产品的产量一般都不大,甚至故意降低产量,这种制造出来的产品稀缺效果反而能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且消费者的注意力留存时间越来越短暂,造成产品流行的时间越来越短,这进一步加大了消费的品种和频次。 这类正在各国发生的消费文化改变,反映到国际贸易中,也造成了跨国贸易的批次增加,单笔数量减少。 国际贸易的碎片化改变着外贸行业本身,并促成了一个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新兴细分行业:跨境电商。跨境电商起点相对较低,大部分个体的经营规模看似有限,但聚沙成塔,增加了我国的总对外出口量,纾解着国内的过剩产能,而且因为“船小掉头快”的特点,反应灵敏,常常能及时发现跨境需求,创造新的贸易机会。这种分散的模式,实际上提升了社会体系中经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为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我国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在跨境电商的国际结算方面,将跨境电商列为一种贸易新业态,由金融服务业及监管者共同提高跨境结算的便利化程度等。各类政策的激励和支持将进一步促进和加快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 国际贸易的碎片化也改变着和国际贸易相关的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等的行业规则。以跨境支付为例,本来在国际贸易依赖的国际资金结算中,早已形成了银行的固有国际业务结算方式,如汇款、托收和信用证,这三种结算模式被称为国际结算的三大基础方式,但原本银行的这三种结算方式更适用于金额较大的单子,在针对新的国际贸易业态时,已多有掣肘。 比如国际信用证这一跨境金融产品,虽然其对国际贸易买卖双方能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但因其技术含量高,操作复杂,并不适合金额太小的跨境贸易使用。而随着国际贸易越发碎片化,和信用证业务匹配的业务日渐减少,这样,商业银行的信用证等国际结算产品越发显得陈旧,和实务有所脱节。以信用证业务为代表的、传统的国际结算产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工具的使用比率越来越低,这种情况也体现了在国际贸易的碎片化面前,原来商业银行高大上的国际结算产品亟需变革。 有需求就会有新的服务,甚至会产生新的行业。在大批细小金额的国际贸易跨境支付需求下,目前已经产生了跨境电商支付服务细分行业,较为知名的服务提供商如乒乓集团(PingPong)、连连国际、iPayLinks、Airwallex(空中云汇)等一系列专门提供跨境支付服务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有单日提供的跨境交易峰值金额超4亿美元的,有已历经D轮融资、融资额超5亿美元的企业,也已经出现了估值高达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他们不但提供国际贸易的跨境收付款,还提供供应链融资,报税、退税、缴税以及开店等服务,几乎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非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细分行业。而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拜国际贸易“碎片化”所赐。 并非所有的国际贸易领域业务都会越来越细碎,碎片化主要发生在2C端,即与终端消费者有直接关系的国际贸易中;而在2B端、也就是在企业对企业的贸易业务中(比如原油、矿产等大宗商品的贸易),单笔的金额依然巨大,以原油的国际贸易为例,一船石油的价格几乎高达1亿美元,铁矿石、煤炭等其他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也无不仍保留了大笔金额交易的传统习惯。 国际贸易虽然有很大部分呈现了碎片化的趋势,但巨量的大宗交易仍然会长期保持一定比例。也就是说,国际贸易的蛋糕虽然切的份数大量增加,很多蛋糕的切片也越发减小,但还是会保留相当数量的大片切块。不过那些已经碎片化的部分,已足以改变国际贸易的实务、规则与未来走向,值得引起国际贸易从业人员以及银行、海关和其他监管者、服务提供者的重视。 一项业务做得越精细,可能也就越细碎。国际贸易的碎片化其实也是国际贸易的精细化进程,这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续关注和理解其中的变化,会使我们为新的趋势做更好的准备,这令人兴奋,令人期待,相信也会带来更好的回报。 [作者薛键为某全国性外资银行总行部门总经理,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银行委员会信用证组、保理福费廷组专家]
鲁政委:疫情推高的出口份额会有持久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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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疫情推高的出口份额会有持久性吗?

文/蒋冬英、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出人意料地令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突破了之前的“玻璃顶”而再创新高。2021年上半年,我国出口继续超预期增长,出口份额继续稳步抬升。更为细致的观察显示,这种抬升具有国别和商品的普遍性:分经济体看,1-3月我国出口份额在多数经济体均较去年同期抬升,抬升份额在0-12个百分点不等;分商品看,六成以上商品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均有所抬升,且抬升幅度前100名均匀分布在产品各类。 纵观疫情以来近两年的情况,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主要是海外疫情反复构成了我国出口市场份额上升推动力量;但是,疫情冲击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对很多经济体影响都是相似的,在疫情迁延两年之后,中国因疫情而致的出口优势仍未被撼动。事件塑造历史,事件偶然的背后,其实是我国的全产业链优势,是我国企业家在市场驱动下对各种机会敏锐的把握。 展望未来:一方面,全球生产继续修复但进程缓慢,我国出口份额将冲高有所回落,但不会退到疫情之前。欧美发达经济体、拉丁美洲、非洲及中亚等新兴经济体生产未及疫情前水平,同时我国生产远超疫情前水平,折射疫情前出口份额“顶”或为后疫情时期的出口份额“底”;另一方面,随着占全球市场份额较高的发达经济体生产修复,我国出口市场份额短期新高之上仍有顶。伴随发达经济体市场份额修复而新兴经济体市场份额下降,2021年下半年出口市场份额或较上半年有所收窄,但全年出口市场份额仍有望再创新高,全年出口增速有望维持在15%以上的水平。 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出口市场份额录得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进入到2021年,出口市场份额基本稳固,并未出现此前市场担忧的下降问题。在此,本文重点解析我国出口市场稳固之谜。 一、出口份额下降了吗?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出口逆势上扬,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录得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在不同统计口径下,我国出口份额绝对水平不一但节奏一致,参见图表1。目前,市场较为关注的为WTO统计口径的出口份额。考虑到目前WTO公布的月度数据样本不全,可能会带来分析偏差,本文选用荷兰经济分析局(CPB)公布的全球出口样本数据进行观察。 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疫情推升的我国出口份额可能具有暂时性;伴随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弱化,我国出口市场份额也将弱化。然而,荷兰经济研究局数据显示,2021年市场份额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强于去年同期。具体表现在:疫情爆发以来的出口市场份额单月峰值出现在2021年2月,创下15.4%的历史记录;同时,2021年1-5月出口市场份额稳定在13.6以上的水平,高于去年12.8%的均值,参见图表2。 分出口目的地看,2021年上半年市场份额的上升具有普遍性。数据观察显示,相比于2020年1-3月,我国出口在主要经济体市场份额均有所上抬,上升份额在0-12.0百分点不等,参见图表3。其中,在美国市场份额上升较为明显,上升了12.0个百分点至32.1%。 分产品看,多数产品在美出口均现份额上升。根据USITC公布的数据,在4149个有效样本中,2021年1-3月有2622个样本较去年同期市场份额上升,占比63.2%,所涉出口金额为946.3亿美元,占有效样本出口总值比值为83.5%。具体从HS6分位产品看,本文选取上升幅度前100名产品发现,产品均匀分布在各品类。即除检测试剂、消毒剂、纺织纱线等与防疫物资相关的物品外,其他产品如食品类产品(鳗鱼片、板栗等)、机械制造品(印刷机、造纸机、锅炉、装船机等)、化学原材料及制品(一氯二氟乙烷、沥青焦等)均有分布,参见图表4。 二、出口市场稳固之因:外力和内功 进入后疫情时代,我国出口市场份额并未如此前市场预期而下降。相比于2020年1-3月,我国出口市场份额在多数国家、多数产品赢得了市场份额保卫战。我国出口份额之所以维持高位,既有疫情反复的外力,也有出口竞争力抬升的内功。 第一,从外力看,海外疫情反复既稳定了防疫物资需求也抑制了海外供给修复。一方面,疫情期间,防疫物资出口市场份额普遍上升,防护服、口罩、红外线测温仪、外科手套等出口市场份额上升份额均在20%以上,参见图表5。后疫情时期,市场普遍预期伴随疫苗广泛接种,我国防疫物资出口市场份额或现回落。然而事实却是,病毒变异叠加疫苗接种不均衡,2021年全球新增病例不减反增,且新增病例峰值超出2020年,参见图表6。在稳定增长的市场需求支撑下,我国防疫物资出口份额保持基本稳定。以对美国出口为例,除护目镜外,多数防疫物资对美出口市场份额上升,参见图表7。 另一方面,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全球生产修复不及预期。从主要经济体产能利用率看,截至2021年6月,除中国、德国外,其他经济体产能利用率均未修复至疫情前水平,参见图表8。同时,因疫苗接种不均衡及病毒变异,新兴经济体生产活动受阻。如果说疫情期间我国主要“抢夺”了发达经济体市场份额,那么后疫情期间我国正“抢夺”新兴经济体市场份额。数据显示,2020年出口市场份额下降最为明显的均为发达经济体(欧元区、美国、英国及日本);而2021年出口市场份额下降幅度最大的区域则集中在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同时发达经济体出口份额仍在下降,参见图表9。 第二,从内功看,疫情期间累积的出口产品竞争力具有韧性。时势造英雄,历史经验表明,重大事件期间累积的出口优势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某种程度而言,疫情带来的经济破坏、社交隔离、人员伤亡类似于战争。我国凭借疫情防控差获取供给优势与美国凭借战争参与差获取的供给优势有异曲同工之处。战争期间,美国凭借战争参与差赢得了出口份额跳跃,且在战争结束后维持高位。具体来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出口市场份额维持在12.4%至13.1%的水平,而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长达10年里,美国出口市场份额均保持在13.1%以上的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出口市场份额为13.6%,而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3年,美国出口市场份额均在13.6%以上的水平,参见图表10。 战后美国出口份额维持高位,暗示其在战时积累的产品竞争优势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同样,疫情期间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上升不仅表现为市场份额上升,同时也表现为产品单位价值上升。一般而言,出口产品单位价值上升意味着一单位商品获得价值回报上升,是产品竞争力上升重要表现。在疫情期间,2295个产品单位价值上升,占总样本比重接近55.0%,多数产品实现了出口单位价值提升,参见图表11;同时,从单位价值提升幅度靠前的产品看,多数集中在技术复杂度更高的机电产品,参见图表12。同步于出口单位价值提升,2020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进一步抬升,分别较2019年抬升0.8和1.1个百分点,出口产品结构有所改善,参见图表13。 综上,海外疫情反复叠加疫苗非均衡接种,全球供需缺口并未如期收窄,奠定了我国出口份额上升外部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国因疫情获取的出口优势并不局限于份额上升,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单位价值抬升及其出口占我国总出口比重上升,折射疫情期间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抬升。 三、出口份额稳固之果:底和顶的推算 得益于市场份额超预期上行,2021年上半年出口超预期增长38.6%。出口份额稳固与否,关系到我国出口走势的判断。出口份额的另一面是各国生产修复能力,数据显示生产能力修复越高的经济体,其出口市场份额上升越高,参见图表14。因此,我们可通过判断主要经济体生产能力修复进程来判断我国出口份额。 从出口份额的“底”来看,疫情前出口份额或为后疫情时期的“底”。与疫情前水平相比,全球生产修复进程缓慢而我国生产远超疫情前水平,我国出口市场份额将至少高于疫情前水平。具体而言,全球生产修复进程分化严重。以欧元区、美国、英国及日本传统发达经济体为代表,发达经济体生产指数尚未修复至疫情前水平;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生产指数远超疫情前水平;同时拉丁美洲、非洲及中亚等区域生产远不及疫情前水平,参见图表15。 从出口份额的“顶”来看,2020年上半年或已见全年出口份额的顶。2020年出口份额上升区域主要有中国、亚洲新兴经济体(除中国)、亚洲发达经济体(除日本)、东欧及拉丁美洲等,而下滑的区域则集中在欧元区、美国、英国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但是进入2021年上半年,除中国、亚洲新兴经济体(除中国)、日本外,其他经济体出口份额均下降。在全球贸易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出口的份额上升不仅战胜了发达经济体,同时也打败了东欧、拉丁美洲等区域。 相比于2020年,2021年上半年我国在与发达经济体份额的拉锯竞争中优势有弱化迹象,但在与新兴经济体份额的拉锯竞争中的优势则在继续强化。具体表现为,发达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降幅收窄,而东欧、拉丁美洲市场份额由2020年上升转为下降。进入到2021年下半年,发达经济体生产修复持续推进,而delta病毒在新兴经济体肆虐,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经济体生产活动放缓。我国出口份额决定于发达经济体“反攻”与亚洲新兴经济体(除中国)“退守”。具体而言: 一方面,从发达经济体份额的“反攻”看,尽管2021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市场份额下降,但其降幅趋窄,降幅较2020年收窄0.2个百分点至2021年上半年的-0.9%。其中,欧元区、美国出口份额降幅分别收窄0.7和0.3个百分点至-0.3%和-0.2%,而日本出口份额则由2020年下降0.1个百分点转为2021年上半年上升0.1个百分点。这表明,伴随发达经济体生产修复,其出口份额降幅收敛甚至已开始“反攻”。进入到下半年,欧美发达经济体疫苗接种率近似群体免疫,生产或进一步修复,进而扭转出口份额下降局面。 另一方面,从亚洲新兴经济体(除中国)看,受益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生产网络,亚洲新兴经济体(除中国)从全球市场份额中分得一杯羹,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市场份额分别上升0.1和0.2个百分点。然而,东南亚经济体在delta病毒中沦陷,生产生活指数进一步下滑,或失守出口份额。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在其他经济体份额变化稳定在上半年水平下,美国、欧元区及英国下半年份额恢复至疫情期间水平,亚洲新兴经济体下半年份额由“攻”转“守”,参见图表16。综合计算,我国出口市场份额将在下半年较去年上升1.4个百分点,上涨幅度较上半年收窄0.3个百分点,全年出口市场上涨幅度为1.5个百分点,全年出口市场份额维持在14.3%的水平。 假定WTO统计口径下份额变动与CPB口径一致,那么2021年WTO统计口径下的出口份额的底和顶分别为14.7%和16.2%。2021年3月31日,WTO发布报告《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预测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8.0%。在此假设下,推算出2021年我国出口同比底和顶分别为7.7%和18.7%,参见图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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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美国大滞胀,货币是始作俑者,石油是最后一棒

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邵宇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被迫辞职。1974年8月9日,福特就任总统。秋季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丢了了众议院中的48个席位,参议院中的5个席位,两党斗争白热化。福特执政时,美国通胀仍在加速,抗击通胀是首要任务。鉴于物价控制导致了供给端的短缺,福特表示不再使用工资和物价控制政策。美联储虽然也将货币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了通胀上,但仍然认为,财政赤字才是根源。时任CEA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美联储为防止信用紧缩而购买了大量的政府证券,所以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才是通胀的源头。 实际上,除了通过回购协议持有的政府证券有显着提升,美联储并未明显扩表。准备金的上涨,也一直延续着60年代的趋势。由此可见,货币的扩张,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 凯恩斯主义者仍从成本角度解释通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1974年在纽约时报上刊文,分析了美国1973年滞胀的原因和政府的对策。他区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通胀,认为正因为混淆了不同类型的通胀,才导致政策上的失误。 托宾认为,1973年通胀是典型的工资—价格螺旋+原材料价格上涨,即成本推动型的,这又源于工会集体谈判、企业市场势力、美元贬值等,故反对收缩货币,压抑需求,建议通过收入政策、工资—物价管制或削减社会保障税等抵抗通胀。显然,托宾还是过于乐观了。70年代的滞胀不完全是供给侧的。暧昧的货币政策难脱其咎。 福特执政期间,货币政策整体偏紧。1975年初,M1增速下降到3.5%,其后开始反弹,到1976年三季度突破5%。通胀也开始降温,时间滞后于货币,到1976年底,CPI增速下降到4.3%的低点。吉米·卡特赢得了总统选举,带着他的经济刺激方案走马上任。其经济智囊也基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拉里·克莱因,激进思潮卷土重来。 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汉弗莱-霍金斯法案》)重新表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联邦储备系统的董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保持长期增长的货币和信贷总量,以有效促进最大充分就业,稳定的价格和温和的长期利率等目标的实现”。在实践中,就业摆在首要地位。 伯恩斯的观念并没有转变。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还试图通过影响卡特政府的财政与收入政策,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卡特执政后,FOMC的焦点是刺激经济增长,1977年7月的会议是典型的因为担心影响经济复苏而不愿意加息的案例。9月,M1增速再次突破8%。 197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主席,将FOMC完整地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197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时任CEA主席的舒尔茨在197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 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1979年底,沃尔克接任美联储主席,揭开了美联储新的一页。 将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完全归因于两次石油危机是一大误识。它是一场接力,起点是60年代中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始作俑者,石油危机只是最后一棒。1966年《劳动法》修正案对工资的拉动,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尼克松物价管制导致的供给短缺等都贡献了力量。激进的进步主义思潮和凯恩斯主义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武装了政府和国会。马丁孤掌难鸣,伯恩斯态度暧昧,米勒唯首是瞻,货币政策政治化,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 上世纪70年代,是美联储“失去的十年”。纽约储备的经济学家安-玛丽·穆伦迪克观察到,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FOMC都不愿意大幅改变联邦基金利率,致使货币政策滞后于货币数量与价格变化趋势。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泽尔斯特拉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各国在1972—1973年热衷于过渡扩张的货币政策……欧佩克的提价行为就不可能持续。”在挂钩美元时,美国的货币宽松也会向国外输出通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有效汇率贬值10.35%,这对美国国内的通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 (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悲壮的光伏电池片:裹挟前行 不可承受的行业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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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光伏电池片:裹挟前行 不可承受的行业之重

一直以来,光伏行业被公认为极度“内卷”,当然内部也有阶段性分化,目前最为悲壮的环节应该是“电池片”。 电池片环节,不仅受到上游的价格打压、下游的需求制约,还有技术迭代的持续压力,甚至设备商的不断裹挟。这些压力,在今年更是有增不减。 无论从短期业绩,还是长远预期来看,光伏电池片正在遭受着一定的磨难,尤其是单一电池片企业更为明显,似乎承担了全行业的不可承受之重。 01 上下游挤压 2021年,光伏行业的关键词是“涨价”,潜台词是“内卷”。 始作俑者是硅料的供不应求,以及发端于硅料价格上涨的产业链内耗,这个已经是今年光伏行业的日常新闻,不再累述。关于光伏内卷的分析,可以参考本公众号5月17日《内卷的光伏行业,将走向何种平衡?欢迎对号入座!》 从数据上看,2021年上半年,多晶硅产量为23.8万吨,同比增加16.1%;硅片产量为105GW,同比增加40%;电池片产量为92.4GW,同比增长56.6%;组件产量为80.2GW,同比增长50.5%。 在硅料产能不足及价格上涨的背景下,由于硅片与硅料的长单锁定比较紧密,锁定率接近100%,硅片能够较好的传导价格,但再往下游的电池片与硅片的关系相对松散,行业集中度更低,产能上升较快,加之下游组件及终端电站的需求弹性较大、价格弹性较小,使得价格传导在电池片环节不再顺畅,这就注定了今年单一的电池片业务是最为艰难的。 当然,一定程度上涉足硅料或硅片环节的一体化电池片或组件企业受到的冲击会相对好一些。 爱旭股份的情况比较具有代表性,公司是A股比较纯正的电池片企业,产能位居行业第二,经营业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电池片单一环节的真实情况。 7月23日,爱旭股份发布业绩预告,2021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13,000万元至-12,000万元,公司披露的原因也并不意外,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上半年光伏电池片环节的残酷现状: “其一,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公司生产成本增加。2021年上半年,受行业上游硅料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硅片的采购成本大幅提高,尤其是进入二季度以来,硅片价格上涨速度加快,而电池片环节的成本压力向下游客户传导较慢,使得主营业务毛利率大幅下降。 其二,产业链价格的上涨抑制下游需求,公司产能利用率下降。2021年上半年,因为硅料环节短期供需关系的不平衡,导致硅片供应相对紧张,进而也影响了公司产能利用率。在上游硅料价格持续上涨的推动下,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价格普遍呈现上涨趋势,下游客户观望情绪加重,组件客户提货速度放缓,导致产销量低于预期。” 相比而言,上游的硅料和硅片企业,则是业绩丰满。以已经披露2021年半年报的中环股份为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4.12%,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74.92%,毛利率20.62%,净利率10.69%。 即便是同样拥有电池片业务的通威股份,在硅料业务的“暴利”支撑下,业绩同样不错,根据通威股份2021年半年报业绩预告,上半年净利润预计28-30亿元,同比增长177%-197%,其硅料业务“受益于下游需求的增长,产品供不应求,市场价格同比大幅提升,公司高纯晶硅业务满产满销,盈利实现大幅增长”。 02 技术迭代不止 电池片是光伏产业的核心环节,是光伏追求性价比(效率/成本)的关键,也是光伏行业上下游的分水岭。 光伏电池片的技术进步从未停歇,在PERC后时代,技术路线更是备受关注,从P型到N型,从HJT到Topcon,从IBC到HBC,还有颠覆性更强的钙钛矿,不同技术层出不穷。 技术不断迭代,也是光伏“内卷”的重要表现。 不差钱的头部企业在推动技术迭代方面,更是相当“勤奋”。不久前,隆基发布了三项电池技术的世界纪录:N型TOPCON电池转换率25.21%,P型TOPCON电池转换率25.02%,HJT电池转换率25.26%。 还有电池新势力,更是希望通过新技术弯道超车,包括市场关注度颇高的安徽华晟(HJT)、中来光电(Topcon)等。 时至今日,光伏行业的技术纷争仍然十分激烈,且没有明确结论,尤其是HJT与Topcon之争,相关内容可以参考本公众号2020年12月9日《如何看HJT与Topcon之争?》。 正是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电池片环节的焦虑感,从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偏好来看,也反映了这一点。 03 被设备商裹挟 光伏电池片不仅受技术迭代的影响,还被设备商裹挟。 设备商的商业模式决定了,技术不停迭代才能让设备变成易耗品。一劳永逸的技术路线,一用数十年的生产线,显然不符合设备商的利益最大化。 实际上,光伏电池片企业自身没有太强积极性推动技术进步,都是残酷竞争的不得已选择,毕竟技术进步意味着设备的改进甚至更换,意味着原有设备的淘汰和新增设备的资本支出。 在技术进步方面,电池企业与设备企业的利益是冲突的,一个希望慢一点尽量让原有设备使用年限更长,而另一个则希望技术进步更快、设备淘汰更快、设备更新更频繁。 2021年上半年,在光伏电池片遭受行业打击的艰难时刻,我们可以看到设备企业的业绩继续高涨。 以迈为股份为例,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幅32.07%,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33.17%,毛利率38.58%,净利率19.88%,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更是靓丽。与此同时,迈为还是HJT路线的坚定鼓吹者。 设备商对技术迭代的大张旗鼓,更像是在贩卖焦虑,让本已焦虑的电池企业更加焦虑,也算是光伏内卷的重要推动者。但不可否认的是,设备商在推动电池技术进步尤其是工艺进步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看到,当前的光伏电池片,不仅受到上游硅料及硅片环节的联合打压,还受到下游缺乏弹性的组件及电站需求的制约,同时还要承受技术迭代的路线风险,更有设备商在技术加速迭代和产能加速替换方面的推波助澜。 站在资本的角度,单纯的光伏电池片并不是一门好生意,技术路线风险大、产能更迭频繁、产业链主导能力弱,等等。光伏电池片企业,应该如何突围,也不乏成功案例,近期再专门分析。
乐视还是宁德时代?锂业双巨头的未来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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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还是宁德时代?锂业双巨头的未来充满变数

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 2020年,中国原油产量1.95亿吨,同比增长0.9%(2019年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2020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7.3%,创纪录地达到5.42亿吨,花费1763亿美元;2020年,中国汽油表观消费量为1.14亿吨,按1吨油炼0.2吨汽油计算,每年“喂饱”汽油车需要5.7亿吨原油(不包括柴油车)。#进口5亿吨原油,还不够汽油车烧!# 汽油车造成中国对石油和美元的依赖,发展新能源车事关中国能源安全,而不仅仅是环保问题。2020年,汽油表观消费量同比下降7.85%,推广新能源车初见成效。 当前大行其道的三元锂电池,对锂、镍、钴有刚性需求。其中,锂资源以“辉石矿”和“盐湖”,前者主要分布在澳州,后者富集于南美。中国锂资源占比不到全球总量的10%,而且品位低、开采难度大,还会破坏环境。与锂相比,中国贫镍、贫钴的情况更加严重。 新能源车在中国机动车销量中的占比刚刚达到5%,上游资源已经全线吃紧,价格飞涨。到20%、50%、70%,不可想象。根据“短板理论”,锂、镍、钴任何一种的瓶颈就是三元锂电池产业的瓶颈。 天齐锂业(002466.SZ)、赣锋锂业(002460.SZ)是中国锂电池原料(碳酸锂)的主要供应商,到世界各地收购锂资源也都很积极。天齐锂业最新市值超过1600亿(2020年净亏损18亿),赣锋锂业市值2700亿,静态市盈率267倍,足见资本市场热捧。 为“锂”走遍天下 根据五矿研究报告,2020年全球矿石锂产量为21万吨LCE(碳酸锂当量)。 另据Roskill预测,2030年仅中国新能源汽车对锂资源的需求就将达到58.2万吨LCE。在积极探索钠离电池、氢燃料电池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多地掌握锂资源,毕竟锂离子电池技术最成熟而且已形成庞大的产业。 锂资源的获取有两个路径:矿石提锂、卤水提锂。矿石提锂工艺成熟,成为中国获取锂资源的主流方案,占比达80%。但矿石提锂能耗和成本偏高,而且中国缺乏高品位锂辉石矿资源。卤水提锂技术难度高,但能耗和成本相对低。 1)天齐锂业 中国锂资源储量中卤水占比达79%,但因卤水的提锂技术难度大,矿石提锂产量占比达80%。但中国锂辉石矿分布广、规模小、品质不稳定,有的矿山资源已枯竭。所以像天齐这样从矿石提锂起家的企业,一有机会就想去海外收购锂矿资源。 2013年天齐锂业营收只有4.1亿,净亏损1.3亿,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负1.3亿,净资产9.5亿,却要收购自己唯一的供应商——澳大利亚泰利森(主要资产为格林布什矿山),对价30.4亿。 2014年2月,天齐锂业定向增发募集的30.2亿资金到账,“蛇吞象”式收购倒是没造成多大资金压力。 问题是泰利森要输血才能活,天齐锂业只好以采矿权为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2017年贷款余额达2.26亿美元。2019年,贷款最高额度被上调至7.7亿美元。 此外,天齐锂业还要向澳大利亚政府补税、要承担采矿后复垦等环境义务。 2017年3月,泰利森启动“二期扩产项目”,目标为134万吨/年,累计投资4.7亿澳元,资金来源为泰利森自筹,2019年10月正式运营。 2018年7月,“第三期扩产项目”获董事会批准,目标为180万吨/年、概算超过5亿澳元,资金来源为泰利森自筹。试运营时间从2021年被推迟到2023年,再推迟到2025年。 泰利森还没“消化”,天齐锂业又瞄上智力SQM(拥有阿塔卡玛盐湖开采权),斥资40.7亿美元购买23.77%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并派驻三名董事。加上此前购入的2.1%股权,天齐锂业持有SQM权益达到25.9%。天齐又借了35亿美元抵押贷款。 2020年12月,SQM董事会批准概算为19亿美元的扩产计划,拟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天齐锂业放弃认购权。 为满足资金需求,天齐锂业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进行配售,募集资金净额27.2亿。相较于动辄几十亿美元的海外并购,这点钱不够“塞牙缝”的。 2020年12月,不堪重负的天齐锂业,引入澳大利亚上市公司IGO,后者投入14亿美元间接获得泰利森49%股益,2021年7月完成交割。 天齐锡业国内找锂不算顺利。 2008年10月拍得“雅江县锂辉石矿”探矿权,2011年10月拿到《地质报告》,2012年获得《开采许可证》,但截至2020年末,一期工程仍无重大进展。 2)赣锋锂业 上文提到中国锂资源储量中卤水占比达79%,但卤水的提锂技术难度大,绝大多数企业都采用矿石提锂。 赣锋锂业的过人之处在率先实现“卤水直接提氯化锂”、“卤水直接电池级碳酸锂”的产业化,在成本、生产能力、指标稳定性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2010年的《招股说明书》中,赣锋锂业号称“国内唯一同时拥有卤水提锂和矿石提锂”技术的企业,自然走上海外找矿之路。 2013年,赣锋开始对阿根廷Mariana项目尽职调查,最终获得超过80%权益(总代价约2250万人民币)。这是赣锋锂业首次在海外获得卤水矿权益。所谓的“太阳能蒸发”成本低廉,说白了就是晒两年。《2020年报》中,赣锋锂业称“Mariana项目已于2019年顺利完成可行性研究工作,计划在2021年内拿到建厂环评许可后开始建设”。 澳大利亚Mount Marion是个大型露天矿,探矿阶段与赣锋锂业有合作。2016年正式投入运营后,成为赣锋锂辉石的主要供应商。2017年,赣锋获得Mount Marion的43%股权(后增持到50%)。建成后,赣锋获得为期5年的包销权。 Mount Marion年锂精矿产量稳定在40万吨/年,赣锋锂业可包销其中的19.26万吨。 赣锋锂业在澳大利亚Pilbara Pilgangoora项目拥有6.3%权益,每年可获不超过16万吨6%的锂精矿。 赣锋锂来还获得阿根廷Cauchari-Olaroz盐湖项目51%权益(预计2022年试车),墨西哥Sonora黏土项目约25%权益。 赣锋锂业在西澳、爱尔兰及江西省投入时间和金钱并布局锂电池回收业务(2020年,宁德时代此项收入达34.3亿)。 3)小结 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纵向一体化动机都非常强烈。 天齐锂业更加激进,不仅倾其所有还借了高利贷。成果是控股泰利森、向SQM派出三名董事,锂辉石、卤水两大资源获得基本保障。 赣锋锂业四面出击:一方面在国内掌控青海、江西等多块锂矿资源,同时将触手伸向澳大利亚、阿根延、爱尔兰、墨西哥、加拿大。目前建成运营的锂辉石、卤水项目各有三处。另外,在阿根廷有有两个锂盐湖项目尚在建设。 产品线 1)天齐锂业 天齐锂业营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卖泰利森开采的锂精矿石(主要面向玻璃陶瓷行业),二是用锂精矿加工成碳酸锂、氢氧化锂及氯化锂(用于制备金属锂)。 锂精矿石业务本质上是卖资源,附加值远低于锂化工产品。从趋势看,天齐锂业“从卖矿石”向“卖产品”的升级还算顺利:...
张瑜:美国失业人口都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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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美国失业人口都在哪儿?

文/ 张瑜 摘要 美联储在2020年新版《长期目标与货币政策策略声明》中显示,就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或变得更为重要:例如将就业目标的位置提前到通胀之前,并对就业目标的表述由“在就业被判断为过高或过低时作出反应”调整为“在就业低于最高水平时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就业对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走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篇报告的目的就是在于厘清当前就业市场存在多大的劳动力缺口,劳动力缺口具体来自哪些行业,造成缺口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 1、美国就业的矛盾:招聘需求旺,但就业缺口大 疫情可控带来企业复工,服务业重新开放,新增就业需求旺盛,新增招聘数量创新高。就业市场需求可以用JOLTS职位空缺率、NFIB小企业招聘计划指数等数据衡量,而上述两个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可反映目前企业招聘岗位数量大幅提升。 尽管新增需求旺盛,但存量就业缺口仍较大。目前美国就业人数为1.52亿人,疫情前1.59亿人,仍有约700万人的就业缺口。 2、美国失业人口都在哪儿? 与疫情前相比,目前美国就业缺口还有700万人(=2021年6月就业人口-2020年2月就业人口,疫情前就业人口1.59亿人,2021年6月1.52亿人),其中因失业导致的就业缺口377万人,因退出就业市场导致的就业缺口336万人。与金融危机后对比,危机后就业缺口的峰值为825万人,其中90%来自失业人口的增加。 导致劳动参与率修复偏弱的原因,一则可能是育儿因素或导致更多的家长、尤其是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根据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专栏的数据,25-54岁女性、男性因照顾孩子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疫情前分别提升了4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粗略估计,截至2021年6月,育儿负担可能较大的25-54岁女性,其就业缺口(相较2020年2月)有203.5万人,其中因退出就业市场导致的就业缺口94.3万人,这一规模大致是因育儿而退出就业市场的女性人口上限。若这94.3万人全部回归就业市场,则当前就业缺口可由700万收窄至近600万人。 导致劳动参与率修复偏弱的原因,二则可能是部分人口提前退休。5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缺口最高,达到202.9万人,占总就业缺口的近30%,其中因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的就业缺口118万人。或反映了即将退休的55岁及以上中年人口,由于健康、工作能力等原因,可能主动选择了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这部分人口的就业缺口填补的难度可能较大。 失业人口中,摩擦性失业人口在提升,或暗示就业前景在改善。在上文提到的377万因失业造成的就业缺口中,BLS将失业原因分为四类:失去工作及结束临时工作(包括各类非自愿终止工作的人与完成临时工作的人口)、离职者(辞职或以其他方式自愿离职并立即开始寻找新工作的失业者)、再就业者(曾有过工作经验,但在开始找工作前有一段时间未进入劳动市场的失业中)、新入职者(过去没有工作经验,正在寻找第一份工作的失业者)。截至6月,因失去工作及结束临时工作而失业的人口较峰值已修复83%,离职者、再就业者与疫情前相比增加18、50万人,失业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也反映了目前看好劳动市场前景而选择主动辞职寻找更好工作机会的人口、以及重返就业市场的人口均有显着提升。 劳动力需求新高之下,失业人口仍高企的原因可能在于:1)因疫情影响,仍有大量企业尚未复工,目前由于雇主受疫情影响关闭而失业的人口仍有169万人。2)失业补贴也阻碍了部分劳动力寻找新工作的意愿。3)公共交通的削减、疫情带来的健康安全担忧等原因也阻碍了部分人口重返就业市场。随着疫苗接种比例提升,失业补贴于6月起开始陆续终止,失业人口有望进一步回落。 从族裔与学历的角度看,少数族裔与低学历人口失业情况修复更差,反映就业市场修复仍不均衡。白人失业人口已较疫情最严重时期修复了80%,而黑人或非洲裔、西语裔或拉美裔、亚裔失业的修复比例则仅有67%、78%、72%左右。而纽约联储的就业市场调查也显示,学历越低的人口,预期失业后在3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小,预期未来1年失业率也高于高学历人口。 从失业率的区域分布来看,疫情防控也不是影响失业率的主因。美国50%的失业人口集中在7个州,且失业率也多高于全国均值,而在这7个州中,仅德州每百人疫苗接种剂数低于全国均值,仅89.9剂/百人,其余6个州的接种比例均高于全国均值。 3、如何理解不同行业间就业缺口的来源? 从行业层面来看就业缺口的分布,结构上就业缺口集中于服务、零售与制造业。截至2021年6月美国非农私人部门的就业缺口仍有577万人,其中休闲酒店业、教育和保健服务业、专业和商业服务、批发零售与制造业占比分别为38%、18%、11%、9%、8%。 而与总量特征相似,就业缺口的原因也仍是以退出就业市场为主因,特别是四大类服务业(专业和商业服务、教育和保健服务、休闲和酒店业、其他服务业);不过运输仓储业和公用事业、金融活动业、零售业、建筑业则主要是失业导致的就业人口减少。 从各行业就业修复进展来看,制造业修复偏慢、而服务业正在稳步修复。运输仓储业、零售业、金融业、建筑业的就业市场修复比例均已达到80%以上;而采矿业、公用事业、信息业则修复比例偏慢,不到50%。休闲和酒店业、教育和保健服务两类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服务业,目前正在逐步修复,修复比例分别为74%、67%,制造业修复比例65%,慢于服务业的修复速度。 4、就业–通胀是否会上演螺旋上升? 考虑到时薪是决定美国CPI和PCE的因子之一,时薪的短期提升会带来通胀的上行;而疫情后退出就业市场的人口比重又明显偏高,那么疫情后是否会出现时薪的普遍上涨推高通胀?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一轮退出就业市场的人口主要受到疫情影响,在疫情缓解后有望较快修复,实际因经济衰退而退出就业市场的人口仅约100万人,占就业缺口比重14%,并未高于此前两轮危机。因此疫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会在疫情冲击消退前带来通胀的提升,但只要疫情能够在年内可控,那么大概率不会影响长期通胀,也较难引起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提前收紧。 5、美国就业现状如何影响货币政策? 整体来看,目前美国就业市场需求、供给、失业率情况与就业市场健康度均优于2013年Taper前,从这一角度看,就业市场本身不会对Taper形成掣肘。而美联储当前关注的“就业最大化和2%通胀目标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若三季度起随着疫苗实现70%人口全民免疫、救济金终止、学校复课,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能有显着改善,则就业最大化的实质性进展或有望再进一步。 不过美联储或不会因时薪快速上涨带来通胀压力而收紧货币政策。4月FOMC会议纪要中对时薪的表述反映目前美联储尚不认为时薪上涨压力较大。同时,若随着供给侧冲击的改善,以及低薪行业就业人数的进一步回升,时薪上涨趋势有望得到缓解。 风险提示:美国复工复课进度弱于预期,美国经济修复弱于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美国就业数据如何观测? 通过整理FOMC会议纪要中美联储提及的各项就业市场指标,以及美联储官员在各类演讲中提及的就业市场相关指标,我们根据指标类别对美联储关注的就业相关指标进行了汇总,并梳理了指标定义与经济含义。从美联储官方的政策声明与研究文献来看,失业率是美联储最为关注的衡量劳动力市场的单一综合指标;但为避免失业率单一指标的缺陷(例如无法衡量劳动参与率对失业的影响),因此美联储会结合大量其他指标进行综合判断,通过跟踪这些指标,我们能获得对美国就业更全面的观察。 二、美国就业的矛盾:招聘需求旺,但就业缺口大 随着疫情可控带来企业复工,服务业重新开放,新增就业需求旺盛,新增招聘数量创新高。就业市场需求可以用JOLTS职位空缺率、NFIB小企业招聘计划指数等数据衡量,而上述两个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可反映目前企业招聘岗位数量大幅提升。同时今年以来美国非农劳动力离职率大幅走高,该指标统计了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主动放弃现有工作的劳动力人口占比,离职率上升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力对于放弃现有工作而找到更好的工作更有信心。 从行业结构来看,住宿餐饮业、零售业、制造业在疫情后雇佣数的比重较疫情前有所提升。2021年4月住宿餐饮业、零售业与制造业雇佣数占比分别为20.5%、13.2%、6.5%,而疫情前(2019年12月)该比重则分别为16.3%、13.1%、5.6%。这也反映了企业复工、服务业重新开放带来相关行业就业需求明显提速。 尽管新增需求旺盛,但存量就业缺口仍较大。目前美国就业人数为1.52亿人,疫情前1.59亿人,仍有约700万人的就业缺口。在需求旺盛之下,为何仍有大量失业人口?失业人口呈现怎样的结构特征?与金融危机后的就业市场修复过程相比有何异同?下文将做详细分析。 三、美国失业人口都在哪儿? 对失业人口的衡量有两个口径: 1、从全部适龄人口的口径统计就业缺口,这一口径衡量当前就业人口与疫情前就业人口的缺口。由于就业人口=总工作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因此疫情发生后就业人口的减少,一方面来自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即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口;另一方面来自就业率的下降,即失业人口的增加。 2、从劳动力人口的口径统计失业人口,这一口径衡量劳动力人口中失业人口的增加。口径二是口径一的子集,只考虑了劳动力人口中失业人口的增加(根据定义,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口不被计入失业人口)。 下文将从不同分类角度刻画美国当前失业人口的结构特点,考虑到不同角度数据可得性的问题,我们将分别选择可用的失业人口衡量口径。 汇总来看,与疫情前相比,目前美国就业缺口还有700万人(=2021年6月就业人口-2020年2月就业人口),其中因失业导致的就业缺口377万人,因退出就业市场导致的就业缺口336万人(见3.1节)。退出就业市场的人口中,粗略估计女性因育儿问题退出就业市场的人数上限约50万人;提前退休的人口约118万人(见3.2节)。失业人口中,失去工作或结束临时工作占比最高达310万人,其中因雇主在疫情期间关闭导致失业的人口约175万人;而摩擦性失业近期有所提升,达到67.6万人(见3.3节)。 另外,从族裔与学历的角度看,少数族裔与低学历人口失业情况修复更差,反映就业市场修复仍不均衡(见3.4节)。从失业率的区域分布来看,疫情防控也不是影响失业率的主因(见3.5节)。 (一)按就业缺口的来源划分:劳动参与率下降是主因 采用口径一衡量就业缺口的来源,从4-6月均值来看,因失业导致的就业人口减少数量占就业人口整体减少数量的比重由最高71%收窄至43%,但因退出劳动市场导致的就业人口下降缓慢。截至6月,就业人口较疫情前相比减少了约700万人(疫情前就业人口1.59亿人,2021年6月1.52亿人),即就业缺口仍有700万人,其中因退出劳动市场造成的就业缺口有约336万人(疫情前劳动力人口1.64亿人,2021年6月1.61亿人),因失业造成的就业缺口约377万人(疫情前失业人口572万人,2021年6月948万人)。从去年3月以来的趋势看,因失业导致的就业缺口迅速收窄,4-6月失业导致的就业缺口占总就业缺口的比重收窄至53%左右(最高72%)。但因退出劳动市场造成的就业缺口则下降缓慢,4-6月以来持续在340万人左右波动,较缺口最大的时期仅修复了58%左右(因失业导致的就业缺口已修复了78%)。 导致劳动参与率修复偏弱的原因,可能包括了一方面育儿因素或导致更多的家长、尤其是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疫情带来55岁以上中年人口提前退休(在2.3节有详细论述) 与金融危机后对比,危机后就业缺口几乎全部来自失业导致的就业人口减少,但修复速度慢于疫情后。危机后就业缺口的峰值为825万人,其中90%来自失业人口的增加。不过危机后就业缺口的修复速度远慢于疫情后。与疫情后的就业缺口峰值相比,6月已修复了72%,历时14个月;而金融危机后直到2013年6月就业缺口才修复至72%,历时42个月。 (二)按年龄/性别划分 1、不同性别的就业缺口:女性更多因劳动参与率下降所致...
“高价低配”的冰淇淋 收割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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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低配”的冰淇淋 收割了谁?

文/李信 编辑/子夜 雪糕、冰淇淋品牌翻车,似乎成为了这个夏天的常态。 “打着高端的旗号,用着低质的原料,卖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实在是太气人。”近日,微博博主“游戏打折情报”曝出梦龙用低廉配料却卖高价,而且国内外选用原料还不一样。 一时间,“梦龙被质疑中外用料不同”的相关话题,被顶上微博热搜。 随后,梦龙官方微博账号梦龙MAGNUM发帖回应,以教学的语气,列出“植物油脂不是植脂末、冰淇淋和雪糕不是一回事、梦龙巧克力真材实料的欢愉感受、植脂好?乳脂好?与梦龙巧克力最搭配才好!”四大知识点,表达了梦龙冰淇淋的优质。 然而,这四大知识点并没有回应中外原材料为什么不同,反而还为下一代产品打了广告,并表示之后会有更多的植物基产品加入到梦龙的产品线。 这条回应引起了网友更激烈的吐槽,目前,梦龙的这条回应已经删除。 据中国新闻网最新报道,梦龙相关人员回应表示:“冰淇淋的脆层是纯巧克力,至于其他部分是否为植脂,要反馈给工厂那边等回复,但确实有用椰子油。” 椰子油的营养价值不如奶粉,但成本却比奶粉或者奶油低很多。可见,梦龙用低廉配料的事实已经坐实,但它的价格却不低。据连线Insight查询线上与线下实体店,发现梦龙相关产品价格在9元左右,相比其他同类型原料雪糕,要贵上一倍左右。 无独有偶。今年618期间,国内雪糕品牌钟薛高也被曝出宣传文案与实际配料不符,继而引起舆论声讨。 然而,似乎骂得越狠,钟薛高销量越好。6月18日当天,钟薛高依旧登顶天猫热卖榜榜首,而且随着事件逐渐被淡忘,钟薛高也保持着不错的销量。 据连线Insight查询钟薛高天猫旗舰店,发现热榜第一的产品套装,月销达到4万件,其余销量中等的产品也有3000到5000件的月销量。 那么,梦龙这次的“翻车”,会影响到它的销量吗?它最终又会做出改变吗? 1、低配高价 梦龙或许没想到,在国内卖了这么多年,这次却以“配料”出圈了。 近期,微博博主“游戏打折情报”发文表示:“梦龙外面那层巧克力和其他地区的应该一样。但国内版里面包的冰淇淋却是大比例植物油(更正:没有经过氢化工序)只有少量的奶粉,因此只能称为‘植脂型冰淇淋’。而其在欧洲生产的梦龙却是牛奶制作的。” 在该博主晒出的梦龙配料表中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配料为饮用水,植物油排在乳粉之前,乳粉含量为3.7%。而在产品类型上,梦龙标注为“组合型植脂冰淇淋”。 也就是说,梦龙一直以来打着高端冰淇淋的标签,使用的却是价格低廉的配料。 据连线Insight查询公开资料了解,按照所用原料中的乳脂肪含量,冰淇淋可分为全乳脂冰淇淋、半乳脂冰淇淋、植脂冰淇淋三种。其中,全乳脂冰淇淋的乳脂含量要大于8%,半乳脂冰淇淋的乳脂含量则至少要达到2.2%,而植脂冰淇淋的乳脂含量低于2.2%。 一般来说,含乳脂量较高的话,营养价值也较高,其价格也相对较高,反之亦然。 但梦龙不一样,尽管属于植脂冰淇淋,但价格堪比全乳脂冰淇淋,甚至还要贵出不少。 据连线Insight查询相关冰淇淋价格发现,产品类型为组合型植脂冰淇淋的梦龙香草口味冰淇淋,一支均价在9元左右,而作为同一产品类型的蒙牛随变香草口味冰淇淋均价在4.5元左右,伊利经典巧脆棒冰淇淋价格则在4元左右。 即便产品类型为全乳脂冰淇淋的八喜经典六合一香草口味冰淇淋,价格也仅在6元左右,比梦龙还便宜了3元。 针对相关配料问题,梦龙官方微博账号梦龙MAGNUM也做出过回应。其表示根据国家标准GB/T31114对冰淇淋的定义,梦龙产品属于其中的一类一组合型植脂冰淇淋。因为梦龙产品是冰淇淋和巧克力的搭配。这里的“植脂”指的是冰淇淋用了“植物油脂”,并不是指冰淇淋中使用了植脂末。 与此同时,梦龙还在回应中一再强调,植脂不是植脂末,植脂(植物油脂)与乳脂(动物油脂)的区别在于脂肪来源不同。 梦龙官方回应(部分),图源网络 梦龙如此强调这一点,或许是因为怕消费者混淆了植脂与植脂末的区别。相关资料显示,植脂末别名又称奶精,是以精制植物油或氢化植物油、酪蛋白等为主要原料的新型产品。 而植物油的部分氢化,则是将植物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或半饱和状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这会诱发血管硬化,增加心脏病和脑血管意外发生的风险。因此,植脂末一直被认为是不健康的产品。 从梦龙的回应中看,其是想撇清与植脂末的关系,但也相当于直接承认了产品中使用了植物油,而不是牛奶。 当前,梦龙MAGNUM官方微博已经将该回应删除。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国内雪糕品牌钟薛高也被曝出宣传内容与配料表成分不符的问题。冰淇淋品牌的低配高价现象,令很多消费者无法忍受。而他们更为气愤的,是品牌的“双标”行为。 2、“双标”梦龙,收割消费者 国内版梦龙第一原料为水,海外版梦龙第一原料却是牛奶? 除了用低廉配料卖高价,还有相关网友查询到梦龙不同国家使用的配料也不尽相同。 据微博用户@langrenly与朋友调研梦龙在世界各地的产品成分:在欧美市场,西班牙、法国、英国的梦龙,第一位原料都是牛奶,美国也是牛奶;在拉美市场,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都是水,但巴西是牛奶;在澳洲市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牛奶;在非洲,法语区国家如科特迪瓦也是牛奶,但西班牙语国家赤道几内亚是水,埃及也是水;亚洲市场,印度、中国都是水,日本和韩国则是牛奶。 也就是说,在不同国家,梦龙还区别对待,在部分国家第一原料选用牛奶,另外一些国家第一原料则为水,而中国地区的梦龙,第一原料均为水。 针对该问题,联合利华高管在回应食品类垂直媒体小食代问询时表示,“梦龙的产品配方会根据本地消费者的喜好、当地原材料及供应商情况和所在国家政府的标准要求有所调整,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梦龙全球产品质量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以及一贯的高品质。” 不过,这一回答显然无法让国内消费者接受。要知道,虽然现在国内高端冰淇淋品牌很多,但梦龙由于入场早,且从入市以来就打着高端标签,一直被消费者认为是高端冰淇淋的代表。 但梦龙却选择区别对待,显然激起了国内消费者的不满。 据乳业专家宋亮在接受新浪财经采访时表示:“梦龙事件的本质,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对中国市场是歧视的,就这么简单,用低成本、高价格来收割中国市场。” 关于国内外用料不同的问题,梦龙并未做出官方回应。 如果梦龙“双标”、低廉配料卖高价未曝出,其或许还将一直保持着高销量,继续“收割”国内消费者。 据连线Insight了解,梦龙是联合利华和路雪旗下的冰淇淋品牌。当前和路雪在国内有三个出产工厂,分别在北京大兴、江苏太仓,以及湖北仙桃。 去年6月,联合利华确认将斥资1亿欧元在江苏太仓新建一座全新的工厂,项目建成后可年产冰淇淋15万吨,一期项目以和路雪冰淇淋为主。这是联合利华近年来在食品领域最大的一笔投资。 梦龙太仓工厂奠基仪式,图源联合利华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