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数据治理与反垄断需要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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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数据治理与反垄断需要新思路

大数据合理使用能够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使用不当则会产生负面效果,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确看待大数据带来的创新和挑战。大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能够改变边际回报,进而带来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是弯道超车的机会,但也存在确权、交易、配置、定价和使用等问题。 第二,要合理把握权益保护与价值发挥之间的平衡,实现安全与创新、共享与效率并举。但在现实中,存在两大难点: 一是数据整合面临一些体制约束,比如行政部门的条块分割阻碍了数据信息的最大范围共享。对此,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打破数据孤岛。 二是在当前的大数据征信格局下,除了需要妥善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也需要系统能够适应连续、动态迭代的数据特征。 第三,未来的治理需要新的思路和措施。与欧美相比,中国数据经济的优势在于人口红利、分隔红利,底层技术优势不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数据治理的大方向是支持创新和规范行为,但需要特别突出共同富裕的大方向。监管政策不能简单照搬欧美的做法。 此外,传统反垄断的判断标准是市场份额和价格水平。但在平台经济下,运行规则发生了改变,这个思路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背后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是可竞争性,即是否存在市场竞争。判断是否存在垄断,看可竞争性可能比看市场份额更可靠。 数据治理需合理把握权益保护和价值发挥的平衡 数据治理是一个新的话题,但这个话题确实很重要,有很多问题已经在工作中遇到过了,还有很多是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三点思考。 大数据带来的创新和挑战 大数据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数字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大数据应用的成功案例非常多,例如健康码和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 大数据如果应用得当,可能会在五个方面对经济产生大的影响,具体概括为“三升两降”,即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体验、降低成本和控制风险。如果使用不当,则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果。 这五个正面效果可能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一些规律,例如金融领域中的“二八法则”,在大数据分析的支持下,20%和80%之间的界限可能变得不再那么突出,金融机构完全有可能在低成本、高效率的前提下为80%的大众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常见的规模报酬递减现象,也可能因为大数据和大型科技平台的应用而改变,因为平台的边际成本非常低,甚至为零。这些都可能给经济与金融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中央提出数据要素的概念非常重要。经济学中有一个生产函数的概念,产出是由几个生产要素决定的,传统的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如果把数据加到这个生产函数中,对经济发展过程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它有可能会使得每一个要素将来的边际回报发生改变,规模效应也可能因此发生改变,最终可能导致生产函数的一些基本特征发生改变。 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这有可能是新的赶超机会。传统要素中,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短期内都是给定的,有一些还需要慢慢积累,例如人力资本和资本总量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数据则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如果收集得好、分析得好,不会比发达国家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模式甚至也会发生变化。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也存在不同之处,将两者进行比较后会发现一些突出的差异,例如权益界定。权益界定的问题比较复杂,数据要素不具备稀缺性,所以使用也不具排他性,这可能是好处,但同时在交易和定价等方面也存在客观困难。 与传统要素的第二点差异在于配置。土地、劳动和资本可以配置在同一场景下,虽然土地无法移动,但是劳动力和资本可以移动配置,进而形成新的生产单位并开展生产。数据方面,有些数据可以配置,有些数据不容易配置,就像和土地关联在一起,在一个地方有用,而在另外一个地方没有用。数据治理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确权、交易、配置、定价和使用等。 数据要素的合理使用可能会给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实施却不太容易,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面对的问题也非常复杂。 把握权益保护和价值发挥之间的平衡 数据应用包括采集和分析,其中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权益保护和价值发挥之间的平衡。好的治理能够保护权益、打破孤岛、实现共享、合理定价和科学配置,进而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但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比较多的困难。建议采取务实的策略,具体操作过程之中,可能要把握保护隐私、数据安全与实现共享、发挥价值之间的平衡。 首先,安全和创新的平衡。数据保护或者说广义的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全世界每个地区的差异比较大。欧洲做得最好,但结果是欧洲没有特别成功的平台经济或数字经济的企业;我国数字经济在发展的前期存在较多不规范的现象,但也涌现了一批产业;美国居中,但是我们也无法判断美国是不是最佳状态。 这一版图带来的启示是,必须要加强数据保护,但是也不宜过度保护,如果像欧洲那样做,数字经济可能就无法发展。所以,要合理把握一个度,并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合理的区分,有的数据涉及“私权”,可以管得严一些,另外的一些数据则可以适当管得松一些,因为最终目的是既要保护权益和安全,又要发挥大数据分析的效果,任何一个极端都不是最佳的方案。 其次,共享和效率的平衡。大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连续的,不是单个小块的数据,今天看到和讨论的“大数据”,大多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而是在特定的生态系统和平台中的数据。真正有意义的数据需要继续进行整合分析,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 实际操作中,有一些比较容易做,有一些则非常困难。其中有两个难点: 第一,数据的整合面临体制约束。很多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难点,在于信息不对称,缺乏足够的信息判断企业的信用状况。 广州、浙江、山东以及部分北方地区在数据整合支持金融服务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尝试。当地自主建立了地方金融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打通本地已有的“静信息”或“硬信息”,例如社保、税收、司法和水电等相关信息,从而实质性地改善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 技术上,通过联邦学习和安全计算等方法可以解决安全问题。这个平台上,企业或个人授权,平台收录,然后进行信用评估,实现了比较好的效果,也可以作为成功的案例进行推广。 难点之一在于,行政部门的条块分割阻碍了数据信息的最大范围共享,无法真正实现数据共享。这些问题需要顶层设计,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共享已有数据,打破孤岛,这样才能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行稳致远。 第二,大数据征信需要处理好数据迭代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我国有两家大数据征信公司,但面临较大的困难。我们曾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合作,研究大数据能否应用于信用风险评估。答案是肯定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适用条件,即仅限小额和短期的贷款,看风险控制的效果还可以,但是提升额度比较困难,如果额度变大,这套评估方式不一定同样管用。 更重要的是,大数据风控的成功需要两个很重要的前提。 第一,需要不断的迭代。很多数据是非常规数据,基于交易行为产生的信息及相关数据需要不断迭代才能有效反映信用状况、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如果把这些数据单独拿出来就不见得有效。 这也意味着,系统要能够适应连续、动态迭代的数据特征。这个和传统征信不一样,美国的FICO的分是一个静态的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判断信用风险。大数据征信则需要动态的迭代与实时的验证才能对信用风险做出可靠的判断。 第二,大数据征信依赖完整和良性的生态系统。信用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产生数字足迹的大科技平台及其生态系统同样重要,尤其是对于还款管理而言。大数据一旦离开了平台,很难单独形成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估,更不能保证较低的违约率。 目前的几家大数据征信公司可能有大科技公司的激励不足的问题。作为征信公司的小股东,大科技公司既要共享数据,又要提供分析支持,却只是小股东,这样的共享模式很难成功。 上面的两个例子表明,金融数据共享需要因数据制宜,有的适合共享,就应该创造条件分享,发挥最大的效益。有的不适合简单化的共享,就需要寻找机制,尽可能地放大经济与社会效益。 比如,大科技信贷将没有进入征信系统的白户变成负责任的借款人,这样就会形成借款信息,就会被央行征信系统覆盖,银行就可以提供贷款。这也可以看作大数据共享的一种方法。 数字经济时代下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措施 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全球数字经济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市场,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其中,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导机构基本都是美国公司。全球20家头部独角兽数字科技公司中,中国占半壁江山不到一点,这非常了不起。 但如果做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的优势是人口红利、分隔红利,以及由于数据保护相对不充分所带来的创新机会——这些是否能够持续支持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实是有疑问的。 如果把当前的发展状况纳入世界格局内,在采取治理和管制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我国真正领先的并不是技术,而是规模。如果未来要参与竞争,如何支持创新?尤其是在保护权益的前提下鼓励创新,这是当前最大的挑战。这也许意味着,短期内我国不能简单地学习欧美的做法。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回顾经济历史,公众对大公司普遍产生反感,往往都是在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阶段。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宏观背景下,大公司、大富豪容易招致不满情绪,一些不正当、不平等的经济行为或现象则很容易加剧这种敌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数据治理的大方向是支持创新和规范行为,但需要特别突出共同富裕的大方向,创新的结果不能只是创造出几千个亿万富翁。 所以大数据治理也需要新的思维,因为它可能使得经济行为或者运行规律发生改变,例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边际报酬等。治理方式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简单沿用传统的治理方法或者学习欧美的方法都可能不是十分合适。 以反垄断为例,反垄断的传统判断标准是市场份额和价格。过去认为一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只要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被认定为垄断,但现在这个思路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平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规模经济,规模很小说明做得不成功,成功了规模就会变大。背后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是可竞争性,即是否存在市场竞争。判断是否存在垄断,看可竞争性可能比看市场份额更可靠。 总之,数字经济发展有许多新的特征与规律,对其治理也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手段。 本文选自作者在CF40双周研讨会“新经济时代下数据治理制度建设”上的点评发言。
软银表态惹争议 孙正义这两年在中国赚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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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银表态惹争议 孙正义这两年在中国赚了多少钱?

近日,据华尔街和路透社报道,软银董事长、CEO孙正义在8月10日举办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软银将暂停在中国的投资。这一消息引起热议。 8月11日晚,软银中国资本发布声明称,有注意到相关的媒体报道,对于日本软银集团在中国的投资策略我们不予置评,软银中国资本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在中国投资优秀的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但这一回应随后被删除。贝壳财经记者联系软银中国资本方面获知,目前软银针对该事件的统一口径是不予置评。 据孙正义演讲显示,截至6月底,软银在全球共投资301家公司,阿里巴巴仍是软银持有市值最大的一笔投资,占39%。从地区来看,软银愿景基金在全球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其中,中国投资占比23%。 软银中国投资占比23%,大力在全球布局AI 软银在中国成名已久,孙正义本人更是被称为“投资教父”,其对中国企业阿里巴巴的投资更是其“封神”之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软银集团一季度末持有股权31.6万亿日元,其中,阿里巴巴仍然是持有市值最大的一笔投资,ARM、T-mobile紧随其后,分别占比9%、6%。软银集团旗下两只基金愿景1号和愿景2号,共占29%。 从数量来看,软银及愿景基金在全球共布局了301家公司。具体来看,截至6月30日,愿景1号持有82项投资,投资金额超740亿美元,其中15家公司已上市,本季度新上市公司4家。 愿景2号本季度对47家公司进行了新的投资及追加投资,涉及资金135亿美元,该基金的总金额达到202亿美元。截至第一季度末,持有91家投资企业(包括7家上市公司)。 从地区来看,孙正义表示投资日显均衡,截至2021年6月底,软银愿景基金在中国的投资占比为23%,相比以往有所减少,美国依然是愿景基金投资占比最大的地区,达34%。 据了解,两只愿景基金在中国投资的京东物流、叮咚买菜、满帮和掌门教育等公司今年在美国上市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软银不断在AI领域下大力气,2017年以来,愿景基金投资了多家未上市的AI公司,以及活跃在各自重点领域的主体,为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做准备,包括字节跳动。 孙正义强调,虽然愿景所投资的大部分公司尚未盈利且处于起步阶段,自己也深知其中风险,但更坚信人工智能所能带来的变革与增长,孙正义在演讲开头就指出,愿景基金不是AI投资者,而是人工智能革命的“愿景资本家”。 软银中国布局信息及医疗技术,中国企业占比(亚洲)4成左右 2000年,软银中国资本(SBCVC)作为一家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在过去发展中,软银成功投资了阿里巴巴、淘宝网、分众传媒、万国数据、华大基因等一系列中国优秀企业。 软银中国资本(SBCVC)官网显示,目前软银中国资本同时管理着多只美元和人民币基金,投资领域包括信息技术、清洁技术、医疗健康、消费零售和高端制造等行业,投资阶段涵盖早期、成长期和中后期各个阶段。 具体来看,信息技术类企业27家,包含阿里巴巴、淘宝网、分众传媒、PPTV聚力、东方CJ、万国数据、联创科技、亿程信息、好屋中国、腾云天下、咕咚运动、智阳科技、微言科技、八爪鱼、天天拍车、快仓科技、理才网、码隆科技、衣二三、趣活、影谱科技、Bus365 、中东头条、三维家、中城智慧、漏网银行、特赞。 医疗健康领域26家,包含迪安诊断、理邦仪器、派尔特、交大京颐、华大基因、趣医网、上海医药、360健康、叮当快药、妈咪知道、安翰医疗、安诺优达、快易检、海普洛斯、诺辉健康、太美医疗科技、普门科技、景昱医疗、斯丹塞、库珀科技、世和基因、金匙医学、联新、陆道培医疗、百奥智汇、新格元生物。 其他投资企业,包含普丽盛、好孩子、隆鑫通用、嘉华企业、阳光印网、辉能科技、华霆动力、百世物流、长胜科技、贲安能源、蓝深科技、格陆博科技、酷哇机器人、中谷物流、安脉盛、未来黑科技。 不过,贝壳财经记者从软银官网发现,愿景基金1号和2号目前在亚洲投资的公司有50家,其中4成是中国企业。包含饿了么、贝壳、字节跳动、瓜子、京东物流、keep、掌门教育、众安保险、自如、作业帮等。 软银及愿景基金在中国赚了多少钱? 据了解,孙正义对阿里巴巴的投资,可谓其最为成功的一笔,1999年10月,孙正义以2000万美元投资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上市后回报超过千倍。2016年6月,孙正义抛售阿里4%股份,持股从32%下降至28%,套现79亿美元。 根据阿里巴巴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2日,软银持有约53.9亿股,为阿里巴巴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24.8%,最新对应市值超过1300亿美元。 仅从短期来看,孙正义及旗下的愿景基金在中国投资获利颇丰。 据软银财报显示,本季度愿景基金一号退出了4个上市项目,其中,中国企业平安好医生在列。据了解,2017年12月,软银投资平安好医生4亿美元,短短不到4年时间,截至8月9日,愿景基金1号通过投资该项目获利4.28亿美元。 愿景基金2号同样如此。截至6月30日,愿景基金2号投资的贝壳、叮咚买菜、京东物流、掌门教育4个项目均实现正收益。其中,愿景基金于2019年11月投资贝壳13.5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底,账面获益37.03亿美元。 不过愿景基金2号持有的贝壳、叮咚买菜、掌门教育和京东物流目前均为退出,截至8月9号,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股价下滑,影响了愿景基金整体的收益情况。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编辑 宋钰婷 校对 李世辉
独家 | 曾光:中国不会一直采取“清零”政策 不主张率先打开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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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 | 曾光:中国不会一直采取“清零”政策 不主张率先打开国门

出品|凤凰网财经《封面》 全球疫情的阴云仍未散去,业界对于疫情究竟该“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产生一定的分歧。 对于这两种言论,着名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近期向凤凰网财经《封面》表示,不该争论,“清零”和“与病毒共存”这两者不矛盾。 他认为,中国当下采取“病毒清零”是因为清零对中国有利,但是随着世界局势变化,中国也是要变的,“当清零的红利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清零了”。 曾光表示,“与病毒共存”是人类和病毒斗争的最终结局,长远来看,人类不是把病毒消灭了,而是与病毒共存。 但是曾光也提出,在打开国门这件事上,不要做那个先“吃螃蟹”的人。“比如英国,你打开就打开吧,你现在就想吃这个螃蟹,那你吃吧。我观察你现在把国门都打开以后,你会怎么办,经验是我们要学的,教训是要避免的”。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封面》:很多人现在也提出了“清零”对病毒零容忍和”与病毒共存”这两方的不同的争论,您怎么看? 曾光:我觉得不该争论,这俩不矛盾。 《封面》:现在如果全球只有中国努力清零,别的地方做不到的话,难道我们一直不打开国门? 曾光:这是个傻问题,中国清零是有利,不是有弊,中国是站在世界上的一个高地来看这问题的,怎么进入洼地了呢?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清零?因为世界周围不稳,因为我们现在疫苗接种的还不够,疫苗更新换代还没完成,所以我们现在才需要清零。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国际形势变,中国肯定会变的,我们是真正的优等生,站在高地上来看他们的,他们现在没有资格清零,没有能力清零。 《封面》:可是他们现在提共存。 曾光:他提共存我们也要提共存,这共存不仅仅是他提的。因为共存是人类和病毒斗争的一个结局,最后的结果不是把病毒消灭了,而是和病毒共存,这是长远的。 《封面》:那我们一直清零,怎么共存呢? 曾光:不会一直清零,当清零的红利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清零了,这是随着战局的发展,不要拿着现在的政策来衡量以后的中国,敌变我变,环境变,我们是要变的。 但是我不主张中国率先打开国门,我主张中国先看他们。 比如英国,你打开就打开吧,你现在就想吃这个螃蟹,那你吃吧,我观察你现在把国门都打开,以后你会怎么办,你有什么教训,经验是我们要学的,教训是要避免的,不能墨守成规。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争论中国采取什么措施,这是争论错了,我既主张清零,我更主张长远的(与病毒共存)。 相关阅读: 曾光:戴口罩也有可能被感染,要把德尔塔当成一个全新的敌人|封面 “病毒清零”谁买单?曾光:这一仗必须按清零打,不要算小帐|封面 疫苗对德尔塔到底有效无效?本轮疫情何时才能结束?进出境大门何时完全放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8月13日(本周五)凤凰网财经《封面》独家对话疾控专家曾光完整版!
沈建光:中国产业链地位不易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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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中国产业链地位不易替代

原创 沈建光 中国新闻周刊 图/图虫创意 产业链外迁压力会再现吗? 文/沈建光 发于2021.7.12总第1003期《中国新闻周刊》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生产能力填补了海外供需缺口,推升中国出口占全球比例一度达到16.7%的历史新高。前期因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要素成本上升加剧的产业外迁压力暂时得到缓解。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加速推进,海外经济体生产能力逐步恢复,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外迁压力是否会再度显现? 近期,美国、日本、欧洲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依赖,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的诉求仍然迫切。拜登任美国总统后,不仅未取消或降低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高额关税,还进一步联合传统盟友向中国施压,希望重塑“基于价值观”的贸易规则和产业链格局。过去数年,欧美高级别官员也频频作出“审查供应链、增强本国产业链韧性”的表述,近来《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工作也遇到阻碍。而日本方面,去年二季度,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供应链多元化支持计划”,拨款500余亿日元,帮企业将产业链迁回日本本土或迁往东南亚。 不过,经历新冠疫情,中国产业链优势凸显,对疫后产业链转移不用过于担忧,因为: 第一,中国的贸易支柱地位短期难以撼动。虽然关税对中国出口造成压力,但研究发现,贸易战以来美国进口商通过低报进口和第三国转运来规避对华关税,显示美国企业也在承担着贸易摩擦的成本;纽约联储近期研究表明,贸易战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下降主要系企业规避关税行为引起,该行为2020年给美国造成了100亿美元的关税损失。换言之,对美国进口企业而言,逃避关税比寻找中国商品的替代品更加可行。 第二,中国经济保持较好韧性,基础设施良好,产业链位置不易替代。以“苹果产业链”为例,尽管近年来其代工商在越南、印度等国纷纷设厂从事下游产品组装,但中国在中上游供应链的地位不降反升。据2021年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中国(除台湾地区外)2020年新增12家供应商,首次成为苹果第一大供应商来源地,同时越南等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也出现了出海中资企业的身影。 第三,中国市场广阔,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对外资吸引力提升。2018至2020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增速连年高于全球水平,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FDI流入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近期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显示,59%的企业考虑进一步扩张在华业务,去年是51%,而计划撤出中国的比例创新低,为9%。 第四,发达经济体重塑产业链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搬迁成本高昂。美银研究估算,仅是搬迁在华外企的出口业务就需要1万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这还没考虑搬迁产生的人员成本、重建供应链的成本。若没有大规模政府补贴,企业搬迁动力并不高。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之间有不同诉求,尽管拜登希望构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联盟,但与十年前不同,欧盟对于自身战略独立性和数字主权的诉求愈发强烈,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倚重程度上升。在产业链重塑问题上,欧盟预期也不会与美国步伐一致。 因此,只要中国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应对,就不用过度担忧产业链外迁。对内重点是优化经济结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真正培育起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提高中国经济的规模和韧性。对外仍应坚持扩大开放,继续改善营商环境,稳住外资,同时鼓励具有竞争力的中资企业出海投资,积极将以中国为枢纽的产业链向外延伸,进一步嵌入全球产业链。
盛松成: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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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

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目标重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 我在4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这篇文章不少媒体都进行了转发,时间已经过去快3个月了,并没有证明我的观点的错误,反而是现在美国的物价、经济发展及美联储政策,进一步证实了我当时提出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美联储的两大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一般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现在各个国家都很难做到,而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基本同方向的,尽管它们不是线性关系,所以充分就业就基本上能代表了经济发展。美联储长期以来的两大货币政策目标就是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而且物价稳定一般都是放在首位的。 历史上例子很多,举一个例子就是1980年3月美国通胀率高达14.8%,而当年美国GDP增速是-0.3%。这个时候就面临着一个决策,到底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还是要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力排众议,紧缩货币、提高利率。 1980年4月联邦基准利率一度达到19.96%,于是通胀迅速下降,为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 事后证明,当时沃尔克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沃尔克也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美联储主席之一。但是,近期我们观察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更加侧重充分就业,而不是物价稳定。 比如说今年6月,美国CPI同比增速已经达到5.4%,远远超过了长期目标2%,创下2008年8月以来新高,而且核心CPI也高达4.5%。按照历史的情况,此时应开始施行紧缩政策。然而,7月14日,鲍威尔继续表示美国经济复苏仍未达到可以开始缩减购债的程度,就是说美联储的紧缩政策还远远没有开始。 紧缩政策第一步就是缩减购债,第二是停止购债,第三步是出售债券(即收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最后才是提高利率。所以紧缩政策看来真正要到提高利率少说一年半以后。 7月19日,拜登也表示通胀是暂时的,美联储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经济复苏。 由此可见,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美联储都一切以经济增长为重,达成了高度一致,体现了美国的国家意志。 说到这里想起来,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看来这句话被美国人学去了。 目前美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经深度捆绑在一起了。7月份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28.5万亿美元,创造历史最高水平,达到美国GDP的130%。我们还需要分析美国国债持有者的结构的变化。让我们看2009年12月和2020年12月的对比情况。 图1:美国国债持有者结构对比 与2009年12月相比,2020年12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比例从30.1%降到25.6%,尤其是国外官方,主要是美国国外的中央银行,持有占比从22%降到15.2%。 那么国内投资者持有比例肯定是在上升的,尤其是美联储,美联储持有的美债余额占比从2009年12月的6.5%,大幅上升到2020年12月的17%。 因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每个星期四公布,而我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是每个月公布一次。 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里可以看出,7月21日美联储持有美债占比更是上升到了18.4%。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美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比有可能接近20%。 为了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2020年美联储持有的新发美债比例达到53%,就是说去年美国新发国债53%是由美联储购买的。所以美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经深度捆绑在一起了。 一般说来,在历史上美联储与美国政府往往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两者完全捆绑在一起了。美联储积极支持了极度宽松的美国的财政政策,因为只有美联储大量购买国债,国债供需关系才使得国债的价格上升,国债的收益率下降。现在美国国债收益率只有1.2%。如果没有美联储这么配合,美国国债甚至有可能流标。美国能大量发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美国国债的票面利率,降低联邦政府融资成本。如果国债收益率上升,表面上看是不会影响到它的付息成本。但是因为国债买卖是市场行为,国债收益率上升会影响到下一步新发美国国债的票面利率。国债收益率上升,票面利率也要上升,票面利率上升就使得未来的美国财政付息提高,对美国的国债发行会形成很大制约。所以美联储就大量地购买国债,使得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大幅下降。这就是美联储对财政政策的配合。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以前变化很小,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变化很大,有增有减。2008年扩表到2014年,扩大了约5倍。2014年-2017年基本没有扩也没有缩。2017年缩表到2019年,仅缩表了6000亿美元。2019年缩表结束,又开始扩表,2019年9月18日到2021年7月21日,两年不到扩了一倍以上。 图2: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从38446亿到82405亿,扩了一倍以上,主要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债。美联储持有美债从21000多亿增加到52000多亿,增加了30000多亿。还有抵押支持证券也从14000多亿增加到24000多亿,增加近10000亿。美联储主要通过大量扩表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对财政政策的支持。 二、我国央行降准助力经济恢复与增长 我国与美国恰恰不同,降准是我国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去年疫情期间,1月、4月、5月,我国人行分别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一次全面降准,两次定向降准。这次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人行决定于2021年7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这个5%主要是部分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本次降准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是8.9%。降准以前平均存款准备金率是没有官方公布的,我大概算了一下是9.3%。 这次降准以后,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存款是226万亿元,这次不降准的金融机构存款大概占10%,所以降准涉及到的存款大概是200多万亿,200多万亿存款对应的存款准备金率下降0.5个百分点,所以释放的资金就是1万亿元。 我们来看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人行资产负债表基本没有大变化,2019年12月到2021年6月从37万多亿到38万多亿,增加不到2万亿。 图3: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 人行资产负债表变化主要体现在结构上。储备货币包括:货币发行、金融性公司存款、非金融机构存款。货币发行就是流通中现金,有8万多亿。 金融性公司存款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降准实际上是改变金融性公司存款的结构,也就是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变成了超额存款准备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不少人会误解,以为降准会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事实上,降准是不会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 中央银行传统三大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政策中,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贷款再贴现会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体现在资产端中的对政府债权、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它金融性公司债权。但是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工具是不会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它改变的只是金融性公司存款的结构。降准以后,法定存款准备金成为超额存款准备金,但是整个存款准备金并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这样,降准是用什么办法来使得货币宽松的呢?如果降准会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储备货币的规模,那与降准是一种宽松货币政策手段就相矛盾了。有人说降准以后存款准备金就减少了,央行资产负债表就缩减了。那降准岂不成了紧缩政策、升准倒反而成了宽松政策? 但实际上,降准只是使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成了超额存款准备金,而并不改变存款准备金总额。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不能动用的,而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可以随时使用的。如果商业银行用超额准备金向企业放款,放款的同时则增加了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商业银行又立刻要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同时既放款,又增加了存款,而这个存款又要缴纳准备金。所以一般情况下,降准不会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降准主要影响的是货币乘数。如果原来是2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那么100元存款最多只能放款80元,最后创造存款的倍数最多是5倍,但是如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20%下降到10%,那么100元存款可以放款90元,最终可以创造十倍的存款,这是理论上的。当然,还有现金漏损,我们不算它。所以降准实际是提高了货币乘数。今年6月份我国M2货币乘数是7.14,2019年6月是6.14,近10年最低的时候不到4,2011年6月M2货币乘数只有3.84。这就是降准的效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上的主旨演讲。)
张明:年底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贬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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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年底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贬值压力

作者:张明 1.您如何看待当下汇率市场化的程度?和六年前有哪些区别? 与2015年8·11汇改之前相比,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无论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人民币对CFETS货币篮汇率指数均呈现出双向波动态势,市场上没有明显的人民币汇率高估或低估预期。我们的观察表明,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日常干预已经逐渐淡出。 不过,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并非是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的,而是经历了很多波折。 在8·11汇改之后很短几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直接等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入了短暂的“自由浮动”状态。 但由于出现了较大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央行多次调整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例如,从收盘价的单一定价机制,到“收盘价+篮子汇率”的双因子定价机制,再到“收盘价+篮子汇率+逆周期调节因子”的三因子定价机制。 而一旦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压力明显消退,中国央行就会让逆周期调节因子淡出。目前实施机制仍是“收盘价+篮子汇率”的双因子定价机制。 作为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未来中国必将走向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上述双因子定价机制依然是一种过渡状态。 未来中国央行应逐渐提高中间价定价机制中收盘价(市场供求)的占比,而逐渐调低篮子汇率占比,以实现最终过渡到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目标。 2.如何预期短、中、长期的人民币汇率走势? 预测汇率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困难的工作,期限越长,汇率预测的准确性越低。 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将呈现双向波动态势。中美经济增速差异、中美通货膨胀差异、中美货币政策走势差异、中美短长期利率差异,都会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产生影响。最近几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走势呈现显着相关关系,即当美元指数上升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倾向于贬值;反之亦然。 在2021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致在6.3~6.8的范围内波动。由于中美增长差在下半年将会进一步拉大,2021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 如前所述,预测中长期人民币汇率走势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顺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及时推进重要的结构性改革、能够顺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中长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望显着升值,而这种升值也更加有利于中国GDP总量对美国GDP总量的赶超。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美元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美元与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最重要避险资产的能力、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美国对经济金融危机的自我修复与调整能力,是美元国际地位得以长期维持的关键,也是美元指数韧性的源泉。 3.市场主体要树立风险中性的意识,需要做好哪些事情? 对中国企业而言,应该认识到,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大幅波动将会成为一种常态。企业将会面临更大的汇率波动风险。因此,企业应该树立风险意识,通过自身业务调整以及利用汇率避险工具来降低汇率波动对自身业务经营与利润空间的冲击。 对中国家庭而言,应该意识到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性。为了降低汇率异常波动对自身财富造成的不利影响,就需要构建多币种资产组合,这些币种汇率的相关性还应较低甚至为负。 对金融机构而言,要针对汇率波动,开发出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汇率避险工具,这样才能吸引企业、家庭等微观主体通过购买避险工具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对监管机构而言,要把握好汇率避险与汇率投机之间的界限,避免市场上出现针对汇率的大规模投机活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谭雅玲:美国经济预期表面悲观,或只是美元贬值炒作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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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雅玲:美国经济预期表面悲观,或只是美元贬值炒作的抓手

近期美元指数如愿以偿,一周行情从92.8981点贬值至92.0591点,贬值0.9%;区间最高和最低为92.9623-91.7802点,振幅1.27%。当前汇率面临压力凸显美国环境压力,一方面是债务与财赤敏感期临近,另一方面疫情与经济波动已经出现,进而美元贬值对上述问题处理与消化具有帮助与缓冲意义,美元贬值顺势而为的主观操作手法与造势能力凸显威力与作用。 一方面是美国经济数据煽情炒作成为美元贬值重要机会与设计。尤其周四美国商务部发布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实际表现超预期利好明显,但舆论导向或政策评论则偏悲观,煽情不良的炒作情绪刺激并导致美指下行十分显着,技术与策略导向意图清晰可见,政策与战略目的十分明朗。美元指数下行十分显着,期间跌破92点是关键,未来并不意味美元贬值扩大,实际节制未来美元升值力道才是重点。而美元贬值主要是借助经济不如预期为主,但实际上美国经济依然稳健,心理不安逸刺激性是美元主观刻意操作的手法。周四美国商务部发布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按年率计算增长6.4%,这比第一季度6.3%增幅略高。虽然涨幅相当强劲,但远低于预期的8.4-9.5%的增长水平,美国表示悲观评论是造成美元贬值主要因素。从比较角度看,去年美国经济最低点时第二季度深度衰退31.4%,但随即第三季度却强力反弹33.4%,即可将美国经济推向正常水平增长,甚至相比较高增长水平。因此美国权威经济定论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宣布始于2020年2月经济衰退仅两个月即结束,这是有记录以来最短的一次经济衰退。实际目前美国经济优势与领先显而易见,但美国官方依然低调面对,为美元留出理由贬值是关键,毕竟此时的美元贬值意在节制升值幅度是重点,贬值本身并没有技术与经济理由,但美元贬值却加大刺激作用。 另一方面是美联储例会基调不变维持鸽派意向力保敏感期安逸。周内美联储年内第5次例会备受关注,侧重在于会后声明措辞指引,最终结果与市场预期一致,美联储维持基准利率、超额准备金以及银行贴现率维持现状不变,但美国国债利率反应敏锐,收益率下降继续推进,市场对美联储宽松维持性保持偏悲观情绪,美元升值被节制是主要局面。因此上半周美指偏稳定突出,升值上线临近93点不上凸显技术功力。而美联储政策宗旨基本维持偏鸽基调,无论对经济评估或疫情变化均保持观望或不良心态为主,这也是此次例会没有措辞改变的基本原因。尤其是目前美国基本面处于比较纠结错位局面,一方面是就业并不稳定,生产指标上下错落,制造业与服务业倒挂有所不同,消费信心依然稳定。周末美国商务部发布的6月消费者商品和服务消费开支环比增长1%,5月下修为环比下降0.1%。美联储通胀目标对照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上涨0.5%。另一方面是美国通胀指标继续攀升,上述数据表明美国6月个人支出增强,通胀指标继续攀升。美国6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再刷30年新高,6月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年率增长4.0%,虽然符合预期,但比较前值3.9%依然增长。美国6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增长3.5%,预期增长3.7%,前值增长3.4%;6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3.5%创1991年7月以来新高。 此外美股调整复杂局面配合性备受关注。目前美股基础因素尚无变化,上市企业财报表现依然支持美股上涨潜力与能力,进而一周美股依然具有上涨新高和回调下跌行情,最终一周美股三大指标下跌0.36-1.1%不等,这也是配合美元贬值必要的资产手法。尤其是美国科技股收益不如预期,但依然是增收则是美股独特的表现关注与操作技巧。周末美股科技股跌幅领先,其中亚马逊等财报弱于预期是股指承压的重点,公司报告3年来首次季度营收下滑,并发布不良业绩引起股指下跌。公司警告指出疫情期间电子商务激增的势头将消退并拖累收入增长,预计本季度净销售额将达1120亿美元,低于预期的1187亿美元。其实美股上涨动力依旧,标普500指数7月上涨2%,这已经是连续第6个月连续上涨记录。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公司超过预期的第二财季财报显示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不变,经济和企业推动美股市场迭创纪录新高依然是重要的美元调节的要素与支撑。 预计未来美股下跌行情或牵制美元升值力度,财报炒作以及经济不及预期将会继续有利于美元偏贬,但难以持续是市场理性后重点。美指迂回调节难以摆脱的纠结局面。其它货币偏贬值倾向将是刺激美指上升要素之重,市场较量处于严峻时段是关键。
蔡浩:从跨周期的角度去理解当下的政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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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浩:从跨周期的角度去理解当下的政策语境

蔡浩系国金证券固收研究团队负责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 摘 要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时隔一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跨周期调节”,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跨周期调节”?在当下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又有什么政策内涵? 什么是“跨周期调节”? “跨周期”提法已经多次出现在重要会议中,早在去年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出现了“跨周期”的提法,即“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此后,“十四五”规划中、克强总理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以及今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均提到了“跨周期”。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归纳了“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的四个不同点:一是着力点不同。逆周期的政策着力点是解决短期问题,而跨周期注重解决中长期问题。二是目标不同。逆周期调节的目标比较单一,而跨周期调节的目标是多元的。三是政策工具不同。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跨周期调节除了财政货币政策外,还涉及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区域协调政策等。四是政策实施方式不同。逆周期调节讲究相机抉择,表现为灵活精准;跨周期调节注重稳定,对政策的持续性要求更高。 货币政策现在松、未来紧就是跨周期调节。在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背景下,7月份央行超预期降准本身是一种未雨绸缪的提前布局,就是跨周期的表现。因为下半年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利因素明显增加,叠加美联储Taper预期,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之前,预先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时期通过降准为后续政策操作预留空间,也是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的重要体现。 财政政策后置、留力明年也是跨周期。上半年财政政策表现极为收敛,财政支出和新增地方债发行进度慢于往年同期水平。除了上半年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目的可能就是“美丽去杠杆”,即名义GDP增速较快带来杠杆率下降,上半年宏观经济杠杆率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共下降了4.7个百分点)。由于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政策留力年末和明年初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调节作用,体现了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含义。 产业政策调整是跨周期调节的主力。近期,房地产、教育培训、互联网、游戏等行业监管升级,其中地产行业直接影响投资,而其余三者主要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在今年经济目标完成压力不大的情况下推行,同时有偏松的货币政策作保障,其实也是一种跨周期的含义,而且更具长远意义。其中,地产调控出于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和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期目标,教培行业指向教育公平和人口增加,互联网行业重在数据安全监管,游戏行业需长期关注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由此可见,产业政策的跨周期视角更长。 总结:尽管当前我国仍有政策空间,但已日趋逼仄。“跨周期调节”要求宏观政策不能在经济还未完全恢复时就连续收紧,也不能在经济刚出现下行时就一次性把政策用尽,而是要给中长期问题留有余地,为未来的不确定性预留出政策空间。下半年,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明显上升,需要宏观政策进行跨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宽松前置,而财政政策后置留力。而对于诸如人口增长、教育公平、经济结构、信息安全等问题,还需要通过产业政策从跨周期的视角去提前布局,即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 风险提示:疫情不确定性;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宏观经济表现超预期。 正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于宏观政策的总定调,依旧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但相较于之前的表述 ,更加凸显“跨周期调节”,并要“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时隔一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跨周期调节”,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跨周期调节”?在当下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又有什么政策内涵?我们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供投资者参考。 一 什么是“跨周期调节”? 1.“跨周期”提法已经多次出现在重要会议中 早在去年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就出现了“跨周期”的提法,即“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是“跨周期”的提法首次出现在中央级别的会议内容中。去年10月下旬,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提出,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其中“跨周期”指向宏观政策要放在“十四五”规划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立场来思考政策的设计和体系,体现了鲜明的政策导向。今年7月12日,克强总理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到,要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做好跨周期调节,应对好可能发生的周期性风险”;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跨周期调节”,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 2.“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有何不同? 从过去注重“逆周期调节”,到现在强调“跨周期调节”,关于两者的主要区别,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今年1月份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上曾作了着重分析,并归纳了四个不同点: 一是着力点不同。逆周期的政策着力点是眼前,解决短期问题,而跨周期着力点是中长期,解决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着眼于未来15年面临的问题。 二是目标不同。逆周期调节的目标比较单一,而跨周期调节的目标是多元的,因此要平衡更多的关系,施政难度上,跨周期比逆周期要大。 三是政策工具不同。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得快,见效也快,也比较直接。而跨周期调节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外,更多的是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规划的指导作用,涉及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区域协调政策等。 四是政策实施方式不同。逆周期调节的实施方式讲究相机抉择,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调整,往往表现为灵活、精准、调整快。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实施方式更加稳定,且由于是长期的,对持续性的要求更高。 整体而言,从“逆周期调节”到“跨周期调节”,宏观政策调控的核心要义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新问题,宏观政策调控的目标将更加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的均衡,在关注短期经济周期性问题的同时,更加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以上四点总结,有助于我们从跨周期角度更好地理解当前政策语境的含义。 二 货币政策现在松、未来紧就是跨周期调节 7月9日,紧随6月金融数据公布后不久,央行公告称,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于2021年7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彼时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出口、信贷等数据超预期增长的背景下,央行选择降准的背景和时点出乎市场意外。但其实剖析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和可持续性来看的话,正如政治局会议指出的,“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表现为工业强于服务业、外需强于内需、大企业景气度明显好于小企业、高收入群体消费复苏显着好于低收入群体等等,加之下半年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加,包括极端天气、疫情反复、产业政策收紧、信用难“宽”、地产风险向商业风险和银行信贷风险转移等,都决定了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会明显上升,7月份官方PMI数据继续下滑也进一步证明了当前货币政策向宽的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7月份超预期降准本身是一种未雨绸缪的提前布局,就是跨周期的表现。而且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来看,目前市场对于今年底、明年初美联储Taper(逐渐收紧)仍有预期,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之前,我国提前放松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其实也是为后续政策收紧预留空间。这也是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的重要体现。 三 财政政策后置、留力明年也是跨周期 今年上半年,由于稳增长压力不大,财政政策的表现是极为收敛的。上半年,一般财政支出占全年预算支出的比重为48.6%,略高于2020年同期,但低于往年53%左右的水平;政府性基金支出占全年预算支出的比重为31.8%,低于往年同期35%以上的水平。新增地方债发行方面,受新增限额下达时间延后、项目储备不足和审批趋严影响,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进度明显偏慢。截至7月底,新增地方债完成进度为42.3%,其中新增专项债仅完成37.1%。而对于发行节奏的安排,往年一般要求要9、10月份完成基本完成发行任务,今年的进度安排是“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指向财政发力要等到年末和明年初。 此外,上半年财政发力放缓,除了因为今年经济目标完成压力不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目的可能就是我们此前反复强调的“通胀化债”,或者叫“美丽去杠杆”,即名义GDP增速较快带来杠杆率下降,而同时CPI水平却维持在低位,对民生压力不大。去年为应对疫情,国内宏观杠杆率出现阶段性上升,2020年全年宏观杠杆率较2019年末上涨23个点,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年度涨幅。今年上半年宏观杠杆率已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社科院口径二季度宏观杠杆率数据显示,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二季度进一步降至265.4%,上半年共下降了4.7个百分点,实现了阶段性的“美丽去杠杆”。 因此,从财政政策视角看,财政留置到年末和明年初也体现了跨周期调节的政策要求。同时,去年四季度GDP基数较高(现价为29.6万亿元),财政留力四季度能对经济增长能起到调节作用,并为明年的经济增速打下基础。 四 产业政策是跨周期调节的主力 近期,多个行业政策监管和调控升级,包括房地产、教育培训、互联网、游戏等,其中地产行业直接影响投资,而其余三者主要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在今年经济目标完成压力不大的情况下推行,同时有偏松的货币政策作保障,其实也是一种跨周期的含义,而且更具长远意义。 1.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背景下,地产行业监管继续收紧。房地产行业方面,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继续收紧,年初央行和自然资源部相继出台“房地产贷款集中度”和“22城集中供地”政策,分别从融资端和投资端限制房地产行业扩张,与去年8月出台的“三道红线”共同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三大长效调控机制。而各地调控政策也是不断加码,除新房限价限购外,多个一、二线城市对二手房出台了指导价。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可见,在坚定不移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中长期政策目标导向下,高层对“房住不炒”的要求没有放松。 2. 教培行业监管升级,意在实现更长远的教育公平。对教育培训行业的监管风暴持续升级,则更多的是考虑了教育公平、人口增长等中长期发展目标,更具长远意义。第七次人口普查和三胎政策的出台后,多数适龄生育家庭表示生得起,养不起。孩子一生下来,就面临“鸡娃”、“内卷”的焦虑,校外培训费用支出更是成了家庭日常开支的大头。近年来,教培行业的市场化使得教育水平分化日趋,优质资源集中度越来越高,昂贵的学区房更是加重了教育不公平。基于此,6月份以来,对于校外培训监管的收紧背后体现的正是对于平衡教育资源、提高生育意愿的决心。强力监管短期内或影响教育类相关消费支出,但中长期来看是实现教育公平、防止阶级固化、促进生育的重要保障。 3.互联网的规范发展正受到有关反垄断和信息安全等行业监管。很多互联网企业消无声息地收集和利用了个人信息,对消费者信息和权益构成潜在损害。如果将这些海量的信息泄露至海外,可能对我国造成极大危害。7月6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涉密信息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压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随后,网信办又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在信息安全监管收紧的背景,国内赴美IPO企业集体踩“刹车”。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新提“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也是针对近期部分企业境外上市的数据安全风险进行提示。 互联网行业正从原先的爆发式无序增长,进入产业结构调整和规范处理阶段,政府对部分行业的监管并不意味着其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短期内政策出台或会对相关板块产生一定冲击,但中长期看,有利于互联网行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4.游戏行业发展需长期关注青少年问题,行业严监管时代似乎已距离不远。近期,游戏行业亦被推山风口浪尖,面临的舆论压力和负面的政策压力明显增大。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一篇报道中提到的“精神鸦片”剑指游戏行业,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游戏板块更是应声大跌。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携手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2021未成年人互联网兴趣洞察报告》显示,互联网在低龄儿童中加速渗透,88%的未成年人首次触网时间为上小学阶段及小学前;35%的未成年人上网目的是玩游戏。从玩家结构及发展趋势看,监管趋严或是必然趋势。 其实,政策监管层面对于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的关注,一直就未停歇过。从2018年2月的《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2019年11月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到2020年12月的《网络游戏适龄提示》、...
富二代中的清流!董明珠儿子:我只是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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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中的清流!董明珠儿子:我只是个普通人

“父母的高度,决定了孩子的起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有资本的家长,都会尽可能地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比如王健林,在王思聪还年幼的时候就将他送往国外读书,让王思聪从小就能接受到精英教育。毕业后,更是多次出钱出力,支持王思聪创业。 再比如,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五岁就开始接受芭蕾、钢琴、书法等等艺术熏陶,小学就去英国接受全英教育,大学在哈佛读书,与比利时王子共舞…… 毕业后姚安娜想踏足娱乐圈,也有任正非的保驾护航,一出道就签约天浩盛世这家大公司,官宣的写真都是参照一线大咖的标准。 无论富贵与否,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资源能为儿女牵桥搭线,铺就一条康庄大道,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和孩子都这样,比如说,格力的女老板董明珠,和她的儿子董东东。 01 留守儿童 1984年,在董明珠30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只留下董明珠和一个年仅2岁的儿子。生活的重压,一下子全都压在董明珠一人的身上。 她原本安稳的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她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的生活,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原本的这份工作已经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常常是入不敷出。 为了给儿子东东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在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董明珠决定出去闯荡一番,一个弱女子,独自南下,这让董明珠的妈妈有点不放心,妈妈劝说董明珠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找个人改嫁,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但是董明珠不同意,为了让东东不受委屈,她说什么也不会改嫁的,最后东东被董明珠托付给了姥姥。 临走那天,东东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紧紧地拉董明珠的衣服,不让她走。看到儿子这样,董明珠的眼眶也忍不住红了。 但是她不能留下,留下的话,他们母子俩都不能过好日子,外出闯荡还有一丝活路。 董明珠忍住眼泪安慰东东后,转过身,头也不会地走了,从这时候起,东东变成了一名留守儿童。 02 工作与孩子 董明珠到南海后,成了格力公司最底层的业务员,这份工作压力大又辛苦,一入职,董明珠就接到了一件棘手的事,讨回40万的未收款,这是上一个业务员留下来的烂摊子。 为了要回这笔巨款,董明珠天天堵在欠款人家里,人家走到哪,董明珠就跟到哪,最后欠款的人实在被董明珠烦透了,又还不起钱,就决定把尚未拆封的空调还给了格力。 然而欠款人并没有派车把空调拉回格力公司,他指着地上堆着的、数不清的空调,跟董明珠说:“都在这里了,你想要的话自己拉回去吧!”说完就扭头走了,根本不给董明珠商量的余地。 没有办法,董明珠只能自己雇车,把空调一台一台地搬上车去,空调很重,等最后一台空调搬完之后,董明珠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 她坐在地上歇息的时候,忍不住想到已经过世的丈夫,以及家里懵懂年幼的儿子,她很想痛哭一场,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这次要债成功,让董明珠在格力初露头角,为了奖励她,公司给了董明珠一笔奖金。正好临近过年,董明珠就带着辛苦赚来的工资,以及这笔奖金回到了家。 到家之后,董明珠将自己要债的过程经历,一一讲给儿子东东听,这件传奇的经历在东东的心里埋下了一个要自食其力的种子,他奶声奶气地跟董明珠说:“我也要像妈妈一样自食其力,不怕困难!” 那时的董明珠,也没想小孩子的童言戏语,最后竟然真的成了真。 董明珠在格力越来越受重视,工作也越来越忙,忙到她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回家看儿子,偶尔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也只是匆匆见上一面。 但每次董明珠回家,东东都会特别黏妈妈,时常抱住董明珠不肯撒手,就连眼睛,也是紧紧盯在董明珠身上,都不肯错开一眼。 有次董明珠出门没多久后,发现有份重要的文件没带,回去之后,经过儿子的房间忍不住进去看了儿子一眼。谁知竟然发现儿子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小声啜泣、泪眼朦胧的样子,让董明珠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被妈妈发现的东东,立马擦了擦眼泪,还安慰董明珠:“妈妈,我没事的,你快去上班吧。” 一边是能养活一家的工作,一边是对孩子的陪伴,董明珠没有选择,为了让儿子不那么伤心,他们做了一个“要一起努力”的约定。 03自食其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东东越长越大,小时候的经历,让他养成了自食其力的习惯,即使后来妈妈董明珠,越做越强,成了格力首屈一指的大老板,东东也没有去沾妈妈一点的光。 董明珠在《百老汇》中谈到自己儿子,她说东东认为自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38岁的小律师,拿着5000元的工资,开着10万元的小车,至今没有买房,只是租房。 明明只要一开口,就能成为格力的管理层,一伸手,就能要来成千上万的启动资金,但他偏要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考过司法考试,进入律师行业,像千千万万的普通青年一样自食其力。 即使炒股失败,亏了不少钱,董东东也没有像妈妈伸手要钱,而是省吃俭用,把一年的工资都填了亏空。 有人拿董东东的事,对董明珠冷嘲热讽,说她就算再优秀,培养出这么一个资质平庸的儿子,她的人生也算是失败的。 但董明珠非但不这么认为,还觉得儿子是她的骄傲,在一次的采访中,董明珠被记者问到,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时,她的回答只有两个,一是儿子健康成长,二是使格力成为世界品牌。 在被人问及,给儿子留多少家产时,董明珠骄傲地回答:“我儿子能自食其力,根本不需要我一分一毫。” 相比王思聪、姚安娜丰富多彩的豪门生活,董东东的生活或许太普通了,但也正是这份普通,让他自食其力的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 童年聚少离多的生活,让小小的东东从小就开始学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妈妈董明珠的成长经历更是给他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让他拥有努力生活的动力。 除了东东自食其力的精神值得夸赞和学习之外,董明珠的对孩子的态度,也是可圈可点的。 身处豪门贵圈的董明珠,在其他朋友、同事和合作伙伴,纷纷将孩子送出国门或者塞进公司的时候,她顶住舆论和周围人的压力,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而是尽可能尊重儿子的选择,保护儿子的隐私,让儿子能过喜欢的生活。 在《初入职场的我们》的综艺中,董明珠谈起对儿子的期待时,没有高谈阔论,要其成为怎样的成功人士,相反,她只是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在这个内卷的社会,似乎有很多人,越来越不能接受孩子的普通和平凡,对孩子的希望,慢慢从健康成长,变成了考第一名、考名校,做成功人士。 不少人还把自己的梦想强压在孩子身上,逼着孩子做不喜欢的事,殊不知这样的希望,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 有时候,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是一种成功;平安快乐安稳地活着,也是一种成功。...
宋志平:做管理,就是要精细到每一个岗位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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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平:做管理,就是要精细到每一个岗位和过程

企业家都知道,要想做出一家全球500强,何其不易,但偏偏就有人能同时兼任两家央企的董事长,并将其双双送进世界500强,他就是人称“中国的稻盛和夫”的宋志平。 这样的一位企业家,想必身上一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今天常识君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中,宋志平先生将从三个角度,为大家详细阐释他“三精管理”理念中管理精细化的具体实践方法。耐心读完,相信你会有所收获。 精细管理是围绕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形成的一套管理理念。“精”针对质量,“细”针对成本,管理要精细到每一个过程和工作岗位,这是精细管理的核心内容。 管理精细化聚焦降成本、提质量、增品种。实现管理精细化,一要用好工法,做好对标管理;二要全员参与,持续改进,两者缺一不可。 日本丰田公司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现场精细管理,汽车在工厂安装完成后,工人们会拿小锤轻轻敲打每一个螺栓,根据声音辨别其松紧度,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我印象深刻。 01 降成本:对标优化和辅导员制 管理精细化的第一个体现是降成本,中国建材所属各企业深入推广并实施“格子化管控”“八大工法”“六星企业”“增节降工作法”等特色管理“组合拳”,全面落实成本费用节约计划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降本增效,管理水平实现了大幅提升。 以中国巨石为例,过去十几年间,产业规模从几十万吨提高到110万吨。但它通过大力开展成本控制和技术创新,员工人数从12000人降至8000人,生产成本更是降低了1/3。 近几年来,尽管能源价格、劳动力成本上升,反倾销影响加剧,但巨石的经营业绩却逆势增长,每年节约成本超过2亿元。公司高端产品比重超过50%,国内市场占有率近40%,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20%。自主研发的产品,均属于全球的重大技术突破。 中国巨石还大力推进智能化,生产线上的不少环节都使用了机器人作业。我曾陪同一位国外的CEO参观巨石,他对巨石生产线的先进水平感到十分震惊。 在降成本上,有两种管理工法:对标优化和辅导员制。 1.对标优化:变“相马”为“赛马” 对标优化包括对外对标、对内优化,核心内容是以行业和内部优秀企业为标杆,以KPI为核心,定期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做对比、找差距,不断提升改进。 对外对标,是指在日常经营中选择海内外一流的相关企业,定期对比同类数据,进行管理方面的学习。 对内优化,是指在内部成员企业之间开展对标,逐步优化业务指标。 就像袁隆平选种一样,从大量的稻种中选一颗好的稻种。集团也会在众多企业中优中选优,不断发现并推广优秀的管理经验与方法,并迅速在同类企业内推广复制。 当众多管理方法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个更优秀,这就是集团的优势。 在对标优化机制的带动下,伯乐相马变成了赛场赛马。互相参照,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鞭策,形成比学赶帮超、先进带后进的良好氛围。 在对标优化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还梳理了流程上的四大关键点,便于大家学习应用: 在全集团范围内培育绩效文化。 寻找表现突出的内外部标杆企业。 定期讨论、总结经验、形成模板、迅速推广。 落实提高,把经验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2.辅导员制:“点石成金” 在全球各大汽车公司中,只有日本丰田在全世界生产的汽车质量都是一样的,原因就是丰田有3000多个辅导员。 每当新建一个汽车厂,丰田总部就会派来300个辅导员,辅导工人标准工艺流程,直到工人们学会了才离开。 中国建材也推行了辅导员制,实施有一整套机制: 选拔和任用。 辅导员都是技能高超的“管理高手、市场能手、成本杀手”,大多选自标杆企业。 培训。 通过培训,辅导员们会系统了解自身的工作任务和权责界限,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组成辅导员小组,派驻企业。 辅导员小组一般由5位专家组成,分别负责工艺、控制室(主控室)、采购、市场、现场管理等。针对不同的重组企业,辅导员小组的构成也会相应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辅导员被派驻企业之后,不是要取代原有企业人员开展日常生产经营工作,而是帮助企业分析和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在企业实现提升后就会有序撤出。 辅导员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不单进行技术辅导,还通过系统的文化、制度和业务整合,让重组企业导入中国建材的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管理理念,优化组织管理,建立、运行与业务协同体系相融合的经营管理制度体系。 实际上,技术是好学的,最难的是复制统一的管理模式,而联合重组的关键正是所有企业能够达到管理有序、步调一致。 有人问:这些辅导员每个月能额外拿多少钱呢?其实,他们除了日常工资外,每月只有两三百元象征性的津贴。 辅导员制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辅导员有多高的待遇,而是我们给了辅导员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一些本来可能要在车间干一辈子的普通员工,因为做了辅导员,就可以跨越大半个中国,到另一个工厂传道授业,获得尊重,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所以在企业管理中,收入待遇固然重要,但能激发兴趣更重要,要让大家活学管理,乐在其中,而不是成为额外负担。 这样的做法所产生的效果非常好,很多被辅导企业的管理水平迅速提高。比如原来的泰山水泥厂,收购前还是亏损的,收购后则通过中国建材辅导员的指导赚了钱。 02 质量上上、价格中上、服务至上 管理精细化的另一个体现是提质量,质量问题是重中之重。企业生存,就是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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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纳让IBM起死回生的46条商业思考

砺石导语:大公司扭转颓势的成功案例非常之少,所以被称为传奇CEO的郭士纳带领蓝色巨人IBM走出泥潭,让“大象跳舞”的案例,就显得弥足珍贵。本文梳理了郭士纳在《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一书中的管理思想和商业真知。 张军智 | 文 盘点全球大公司的发展历程,很容易看到一个现象:巨头们陷入颓势之后,往往很难扭转局面。索尼、诺基亚、柯达、松下、夏普、通用汽车……这些曾经辉煌无比的巨头,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有过一句精辟的评论:“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事实也确实如此,很多巨头的一时辉煌,最重要一点就是踏准了时代浪潮。但有潮起就有潮落,巨头们一旦跟不上时代的变幻,很快就会掉队和没落。所以“伟大过”的公司很多,但能长期、持续伟大的公司,却在商业史中非常鲜见。陷入衰落的大公司要扭转颓势,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彻底变革,无异于要扭转时代的发展进程,这也注定它们最终会走向失败。 大公司扭转颓势的成功案例非常之少,所以被称为传奇CEO的郭士纳带领蓝色巨人IBM走出泥潭,让“大象跳舞”的案例,就显得弥足珍贵。 成立于1911年的IBM公司,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视为计算机的代名词,堪称美国科技实力的象征和国家竞争力的堡垒。发展到80年代中期,IBM的通用大中型机独占世界市场70%的份额,大型机的毛利率高达85%、中小型机毛利率也高达50%。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计算机小机器化趋势让IBM开始掉队。1990年之后,IBM开始连续亏损,1993年亏损额更是高达80亿美元,连续三年累计亏损168亿美元。 彼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IBM的未来,媒体称其“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墓”,比尔·盖茨当时甚至断言“IBM只有倒闭一条出路”。在这种情势之下,IBM董事会急于找到一位能带领公司重振雄风的CEO。这个职位,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美国最艰巨的工作之一”,几乎所有美国的顶尖CEO都不愿意接受这个职位,比如时任通用电气CEO的杰克·韦尔奇就拒绝来挽救IBM。 最终,IBM董事会选择了郭士纳,并对他说: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如果连你也救不了它,那么它就结束了。 结果郭士纳不负重托,接手第二年,IBM就实现了30亿美元盈利,此后更是连年丰收。到2001年,IBM总营收达到884亿美元,净盈利77亿美元,创造了“郭士纳神话”的高潮。 郭士纳退休之后,把自己在IBM改天换地的辉煌岁月,写进了一本书——《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本文在此书的基础上,梳理出了郭士纳在企业经营中的种种真知灼见和商业思想。 一 管理哲学 1、我按照原则而不是程序实施管理。 2、市场决定我们的一切行为。 3、我是一个深深地相信质量、强有力的竞争战略与规划、团队合作、绩效工资制和商业道德责任的人。 4、我渴求那些能够解决问题和帮助同事解决问题的人;我会开除那些政客式的人。 5、我将致力于战略的制定,剩下的执行战略的任务就是你们的事了。只需以非正规的方式让我知道相关的信息。不要隐瞒坏消息——我痛恨意外之事;不要试图在我面前说谎;要在生产线以外解决问题,不要把问题带到生产线上。 6、动作要快。不要怕犯错误,因为即便是犯错误也要由于我们动作太快而不是太慢。 7、我很少有等级制度的观念。无论是谁,也无论其职务高低,只要有助于解决问题,大家就要在一起商量解决。要将委员会会议和各种会议减少到最低限度。取消委员会决策制度。让我们更多一些坦率和直截了当的交流。 8、我对技术并不精通,我需要学习,但是不要指望我能够成为一名技术专家。分公司的负责人必须能够为我解释各种商业用语。 二 IBM管理的原则 1、市场是我们的一切行动的原动力。 IBM必须将关注点放在为客户服务上,并在这一过程中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一个公司的成功首先就来自于成功的客户服务领域,而不是其它任何地方。 2、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一家追求高品质的科技公司。 科技将一直是我们的最大优势所在。我们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将知识转化为产品,以便满足客户的所有需要。 3、我们最重要的成功标准,就是客户满意和实现股东价值。 华尔街分析家都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即衡量未来的IBM是否获得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营业利润、营业收入增长?还是其它?而我知道的最好的衡量公司成功的标准,则是提供股东价值。而且,如果一个公司不能让自己的客户满意,那么它就不会是一个在财务或者其它任何方面获得成功的公司。 4、我们是一家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我们要尽量减少官僚习气,并永远关注生产力。 最具有创业精神的公司,都会通过扩展老业务和开拓新业务,接受创新、敢于承担风险和追求成长。 5、绝不要忽视我们的战略性远景规划。 要想获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有方向感和责任感。因为方向感和使命感可以让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知道什么是最适合你的以及哪些是最重要的。 6、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有一种紧迫感。 我喜欢把这称之为“建设性的不耐烦”。我们都长于调查、研究、开会和讨论。但是,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行业中,速度往往比洞见更有用。并不是说不应该制定规划或者战略,而是说,这些规则和战略会延误我们现在立即就采取行动的战略。 7、杰出的和有献身的员工将无所不能,特别是当他们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开展工作时更是如此。 终结官僚制和窝里斗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所珍视的——和将给予奖励的,是团结合作精神,特别是将关注点放在为客户提供价值的团队合作精神。 8、我们将关注所有员工的需要以及我们的业务得以开展的所有的社区的需要。 三 企业变革 1、把改革的意图转变为改革的实践是另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件事)。 2、再造是艰难、枯燥和痛苦的,当时我的一位高级经理说道:再造就像是在你的头上点火,然后再用一根大棒灭火。 3、在扭转公司颓势方面,我有很多经历,其中首先学会的是:如果你不得不做一些非常糟糕的事,那就尽快去做并确保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所做的以及为什么要做。当你在等待时机成熟以便推出大举措的时候,无论是拖延问题、隐藏问题,还是零星地部分解决问题,总会带来负面的效应。我相信,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迅速的将问题置于脑后,继续前进。 4、任何一个公司成功实现改革必须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是公开承认自己所面临的危机。如果员工不相信公司有危机存在,他们就不做出牺牲来实施改革。因为没有人喜欢改革。无论你是一个高级经理,还是一个门卫,改革都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潜伏着痛苦。 5、如果奖励制度与你的新战略不相吻合,那么你就无法实现组织转型。...
雷军“挑衅”王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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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挑衅”王传福

文丨方文 出品丨牛刀财经 一个月前,雷军被王传福狠狠地揶揄了一顿:互联网企业就不要造车,你们玩不起,比如小米。 当然,王传福还是澄清了一下: 我不是特指雷军,而是在座的各位。 事实上,相对于突然“转行”的雷军,王传福有资格指责、劝说雷军。毕竟国产汽车品牌里,王传福是当之无愧的老师傅,但这次雷军是挑衅者,会不会乱拳打死老师傅呢,王传福要提高警惕。 互联网新势力进入造车圈,王传福也真是急了。毕竟面对小米这个互联网“野蛮人”进入到制造业,王传福面临的,是与董明珠2013年和雷军打赌一样的境地。 谁进谁退?不胜则败。 01 雷军准备下手的风口,王传福等了十年 王传福是谁?新能源汽车势力里绝对的大佬。 2009年, 巴菲特入股比亚迪,也是那一年比亚迪股价大涨,王传福国内财富排名从103位直升到首富。 只是好景不长,电动汽车的普及一波三折,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热度都不够。 电动汽车一度被市场怀疑,熬了10年才熬出头。即便是2020年,比亚迪的燃油车销售数量还高于新能源汽车。 胜利不是熬出来的,也要靠打。 新能源汽车的风口来临,国内市场竞争没完。除了传统车企,蔚来、小鹏、理想的进场,风头甚至盖过了比亚迪们。 出行教父李斌、UC创始人何小鹏、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这些互联网圈子跨界造车的新贵们,有钱、有资源,关键是,个顶个都是“搅局”的好手。 雷军自然更是大佬大。 今年3月底小米官宣造车,几天后雷军在华夏同学会上,便和一众互联网造车新势力聚头,何小鹏、李斌、李想,还有王传福。此次是由雷军发起的华夏同学会的聚会,尚不确定小米是否会跟蔚来、理想、小鹏或比亚迪有造车方面的合作。 细看下来,与会的这些企业家与投资人参与抱团,每个人都有十分充分的理由,也与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兴曾在社交媒体表示,现在中国的车企格局基本是3+3+3+3角逐下两轮,包括3家央企 (一汽、东风、长安) ,3家地方国企 (上汽、广汽、北汽) ,3家传统民企 (吉利、长城、比亚迪) ,3家造车新势力 (理想、蔚来、小鹏) 。 关于造车,雷军的身份比较特殊。 何小鹏作为UC的创始人,雷军本人是天使投资人,等到小鹏汽车创立,雷军旗下的小米和顺为资本,又是早期投资人。 小米上市时,何小鹏自己掏腰包买入1亿美元小米股票支持雷军。 李斌也不例外,蔚来汽车成立之初,雷军同样也是早期投资人。 雷军对小鹏汽车、蔚来汽车的支持,都处于造车新势力起步烧钱阶段,这种对于梦想的支持,格外显情义。 雷军的这种资源,最适合造车,更何况, 作为手机圈的老对手们,有头有脸的都去造车了,雷军不去造车都说不过去。 今年51岁的雷军,开始追逐自己的第三个梦想。 3月30日晚,雷军在小米春季新品发布会上表示,造车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重大创业项目,会押上自己全部的荣誉和身价,首期投入100亿元人民币,未来十年投资100亿美元。 华夏同学会上的合影中有一个特点,李斌、李想、何小鹏都是造车新势力的代表,当然,雷军将要成为新代表。 这应该是雷军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高光时刻。 小米创业时,雷军还担心最后做不成,偷偷地干,失败了就不承认。小米的成立仪式,是八个创始人一起干了一锅小米粥。 如今宣布造车,雷军不再是从零做起, 除了小米的根基外,朋友、合作伙伴一大堆,有种武林盟主的感觉和姿态。 还有一个人身份特殊,那就是比亚迪的王传福。 比亚迪和小米的关系很微妙,手机业务上双方还是合作伙伴,即便是小米宣布造车以来,双方也多次传出合作的消息。...
滕泰:上下游物价分化,中小企业面临上游成本冲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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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上下游物价分化,中小企业面临上游成本冲击压力

文/滕泰 朱长征 上半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大幅上涨,其中5月、6月同比涨幅分别达9.0%和8.8%,而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则相对滞后,5月、6月分别为1.3%和1.1%。 物价的分化就是财富再分配,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倍,除了去年基数较低的原因外,很大部分利润增长是因为价格因素。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处于产业上、中游,上半年价格上涨推动其收入和利润暴增;而下游行业、一般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业由于面对激烈竞争,其产品和服务不敢轻易涨价,只能牺牲利润保市场份额——如果CPI滞后于PPI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会迫使更多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进而影响到居民收入和就业,值得高度重视。 上游和下游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理论上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上游价格上涨,下游消费品价格也可以同步上涨;而现实中,上游行业基本呈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格局,企业定价能力强;中游的很多化工产业、钢铁产业等产业链经过多年竞争和整合之后,也基本上形成了垄断竞争格局,可以完全甚至加倍将上游涨价转嫁给下游产业;而下游往往处于充分竞争甚至过度竞争状态,哪个企业率先提价往往就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损失,因此多数下游企业不得不承受上游传导下来的成本上涨压力,要么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法来降低成本,要么更倾向于牺牲利润来保市场份额。 去年以来的上游大宗商品连续涨价,使很多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之间的利益分配发生了重要变化,与进口大宗商品关联程度较高的煤炭、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行业,今年上半年价格同比上涨最多,如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价格上涨37.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26.7%,相应的,其利润也大幅增加。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6.9%,两年平均增长20.6%,其中化工、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行业利润均成倍增长,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更是增长2倍以上。而处于下游的纺织、服装、皮革、食品、木材加工等企业上半年利润增长都在15%以下(表面上正增长,主要是去年疫情时期基数较低的原因),大幅落后。 以铁矿石-钢铁-设备制造这条产业链为例,上半年我国铁矿砂进口均价为1075.8元人民币/吨,上涨67.3%,处在源头的全球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力拓等最先受益,上半年两公司EBITDA(息税、折旧和摊销前利润)同比分别上涨197%和118%;同样,国内处在产业链上中游的黑色金属行业上半年利润增长2.34倍,其中的钢铁企业,以国内重点统计钢铁企业为例,上半年利润总额为2268亿元,同比增长2.2倍。相比之下,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通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仅为34.5%和11.6%。有关对上、中、下游行业的分类研究显示,上半年上游制造业利润占整个制造业利润比例同比增长了15个百分点,而中下游制造业利润所占份额则相应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国企盈利暴涨,民企显着落后 上半年国有企业的主要效益指标因此出现高涨,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倍,与上游大宗商品涨价有很大关系。主导上游能源和原材料行业的企业多数为国有控股企业,这是造成国有企业上半年利润暴增的主要原因之一。以煤炭行业为例,去年前八家大型企业原煤产量占全国的47.6%,钢铁行业的中国宝武集团和河钢集团两家的粗钢产量占全国粗钢产量近30%,在铜冶炼行业,江西铜业等四五家企业即占有一半以上市场份额。 由于民营企业大部分分布在中下游,上半年民营企业利润增幅为同比增长47.1%(正增长主要是受去年上半年疫情期间低基数影响),远远低于前述国有企业超过倍增的涨幅。从图1展示的几年以来不同性质的规模以上企业盈利状况看,民营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速,显着低于股份制企业和外资企业,更严重低于国有企业。 图1、民营企业盈利状况落后于其它类企业 资料来源: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中小企业最受伤 在我国总共4110余万户企业中,规上企业只有38.3万家,占比不到1%,超过99%的企业是规模以下企业。当前这些规模以下的中小微企业既面临上游传递的成本压力,又面临着其他方面的多重冲击,7月小型企业PMI连续三个月低于临界点,且下滑加快。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编制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也显示,二季度SMEDI为87.2,仍低于疫情前平均93的水平,说明中小企业整体上市场信心不足或预期不稳。 图2、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仍未恢复 资料来源: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天眼查数据显示,国内小微企业销注比(吊销注销数量/注册数量)近两年大幅飙升,从2018年的3.71%,猛增到2020年的72.49%。注销的小微企业中,除了影视、互联网金融、教育培训、投资类公司等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影响外,其他可能都是受疫情影响的经营性因素,值得高度重视。 从就业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仍然是新增就业的主体。无论是从稳增长的角度,还是从稳就业角度,采取实质性举措以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上游成本冲击压力,都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任正非:人又不是我赶跑的!孙亚芳反驳:华为人才流失已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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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人又不是我赶跑的!孙亚芳反驳:华为人才流失已成事实

1999年11月,华为副总裁李玉琢辞职,并留下了一句话:任正非自己可以做到,但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 2000年,任正非“干儿子”、华为“太子”李一男带着1000万的设备北上创业。李一男离开之后,华为一大批高管和技术人员也相继辞职。 不巧此时,在国际上,华为正面临思科的“世纪诉讼”,内忧加上外患,华为的“大厦”似乎即将要倒塌。 此时正处于用人之际的华为,这场由人才所引发的危机,任正非能化解么? 一、任正非化解危机的对策,华为高管并不买账 2000年年末,为了解决企业人才流失的问题,任正非召开了一个高管内部会议。 参会的人员有孙亚芳、郭平、费敏、张建国、徐直军、洪天峰、胡厚崑等,这些高管要么是华为的轮值董事长,要么是华为的高级副总裁,都是自华为创立起就跟着任正非一路走过来的老“华为人”。 任正非在会上首先重申了自己的态度:“目前华为人员结构太过虚弱,需要引进新的人员,激发企业内部活力” 任正非认为,华为要想走得远,就要一条打破常规的路子,那就是从外部引进人才,“空降”高管来保障内部人员机构的稳定。 任正非在会上制定了华为高层最新的工作计划,并要求管理层的各位高管针对“如何培训新员工、派遣工作任务”的问题讨论并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在会上,任正非的发言还没说完,各个高管已经理解了任正非的“言外之意”。 任正非认为:华为并不怕员工的流失。老员工离职,可以再招新人,华为怕的是企业内部缺乏竞争力,员工没有“干劲”。 以往在华为的会议上,时任华为董事长的孙亚芳都在任正非发言后都会表示支持,但这次,孙亚芳却沉默了。 二、任正非被反对,华为要让内部人员结构稳定下来 “华为当前最需要是往营销方面注入活力,保持现有人员稳定,减少员工熟悉工作环境的时间,提高市场部的工作效率。” 徐直军带头发言,打破了会议室的寂静。 接着,华为副总裁胡厚崑说:“无论研发部门,还是市场部门,都应保持人员的稳定。” 然后,EMT轮值主席费敏说出了她的看法:由于华为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企业,所以对于华为来说,技术骨干的稳定程度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华为向海外开拓市场的时候。 在几位高管轮番发言之后,会议内容从任正非的“不怕人员流动”的指导思想过渡到了“要保持内部人员结构稳定”的议题上来了。 可见,任正非对于“空降高管”的策略并没有受到几位高管的认同。 这会任正非才发觉,原本讨论人才稳定的会议,怎么变成了关于自己的“批判会”。 任正非略带委屈的说:李一男这些人要离开华为,难道是我赶跑的? 一直没有发言的孙亚芳,这个时候却突然打断了任正非:华为人才流失已成事实! 孙亚芳接着说: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留住对华为有利的人才,不能让华为成为人才的集聚地,要让‘狼群’在安逸氛围中保持奔跑的状态。 遭到反对后的任正非,一时语塞。难道真的是自己的人才管理战略出现错误了吗? 三、任正非的思考与转变 任正非曾说:在时代面前,财务、技术我都不懂,管理上又是个“丈二和尚”,如果不能善待各路英雄,我将一事无成。 面对来自多位高管的不同声音,任正非并没有任何不满的态度,也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所辩驳。在任正非看来,作为一位华为的领航人,要多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可一意孤行。 之后,任正非让孙亚芳说说:如何让“狼群”在安逸的环境下保持奔跑? 孙亚芳说:华为近五年来的人员流动数据和人力资源部门相关图表显示,如今华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员管理制度,即使还没有那么完善,但也算得上有章法可依了。 与此同时,孙传芳还提出了“促进各部门人员流动”的战略思想,让优秀的人在华为内部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岗位,而不是离开华为! 这次,任正非被孙亚芳说服了。 会议的最后,任正非和几位高管做出:将管理、招聘员工的权利发放到各个部门,让部门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定人才管理方案,并成立专门培训员工的华为“大学”。 任正非向在场的几位高管说道:“还是孙总思维新颖啊!我现在年龄大了,不懂什么新的管理方式,不如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还要向你们学习啊!” 虽然这场讨论会,并没有让任正非实现自己的人才策略,但是却让任正非转变了自己固有的人才观念,为后来华为内部人员结构的稳定起到了导向作用。 四、结语 2014年,华为选用网络红人“布衣院士”李小文作为代言人,以重申华为人“艰苦奋斗、匠人精神”的企业文化。 2019年,华为开启“百万年薪”计划,对优秀应届毕业生实行年薪管理制,给予超常规待遇。 2020年,任正非在华为新员工座谈会上再一次表达了华为在用人方面的态度。 任正非说:“华为各个岗位的招聘,都没有年龄的限制,华为招聘员工主要是看你的能力,能不能胜任你所应聘的职位,你是否能为公司做贡献。如果对年龄有限制,我早就被淘汰了。” 从2000年开始,华为逐渐从“狼性文化”向“以奋斗者文本”的文化过度,即从“饿狼传说”到“饱狼稳定”的转变。 反观社会上某些公司和老板,美其名曰说向华为学习用人制度,但却只和员工讲“狼性”,忽略了华为“以奋斗者为本”文化精髓。这样的企业盲目地实行“996”、“715”、“35、42一刀切”等政策,不仅不会使企业向前发展,还加大了员工离职率。 华为从曾经一个小型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为如今这样全球数一数二的电子科技企业,离不开华为富有活力的用人机制和有效的长短期激励机制。
冯唐:挣多少钱算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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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挣多少钱算够

作 者:冯唐 诗人、作家、投资人 编 辑:叶开甫 来 源:正和岛 本文摘编自冯唐新着《有本事》,正和岛作为磨铁图书合作方经授权发布。 作为一个词,财务自由一直被我周围的人谈论,似乎它是另一个更模糊的词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更模糊的词叫“安全感”。 检点四十岁前,我似乎很少盘算我挣了多少钱、净资产多少钱、达到财务自由还需要多少钱。 四十岁前我还带着我学医时的理念,我还是一个手艺人,把手艺修到顶尖,自然会有口饭吃。当被年轻人逼问职场经验时,我反复强调的也是,三十五岁甚至四十岁之前,找工作第一看跟着谁能学到什么,一定不要看薪酬,薪酬随行就市、基本符合市场常规就好。因为学手艺太累,一直缺少睡眠,反而在三十岁左右常常遥想在四十岁退休。 那时候也在写一个专栏,唯一涉及财务自由的文章是《挣多少钱算够》,2000年左右预期2010年退休,如果有了房子,再有一千万现金,够了。现在看,也不算太离谱。 站在生命的中点看生命的终点,财务自由到底是什么? 01、像个人样儿地活着,真不用太多钱 先摸底线:一个人基本像个人样儿地活着,需要多少钱? 我的结论是:真不需要太多。 有了财务自由,没必要再为稻粱谋了,如果自己乐意,干点让自己爽的事儿,这个事儿应该还能给你点收入,如果自己不乐意,那就待着,你就会有大把的时间。我要是有了大把的时间,基本像个人样儿地活着真不用太多钱。 反正不是出席活动或者开商业会议,衣柜里的旧衣服应该够穿二百年。我爱吃煎饼,楼下有个煎饼摊儿,各种奢华煎饼配料、加料组合几十种,最高级煎饼15块一套,这样,吃完全部煎饼套餐组合,一个月就过去了。另外,还可以不吃饭或者少吃饭,听说断食和轻断食都是上流社会永远的时尚。 在住的方面我运气比较好,因为在咨询公司工作时买股票有很多限制,很容易违规,我从来不买股票,很早买了房子。即使还没买房,即使北京房价很贵,我是住过十多年集体宿舍和很多次酒店的人啊,少存点东西,买个小小的房子也能生活。 我问过一个很赞的建筑师朋友,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平米的房子才能像个人样儿地住? 他说,十二平方米。 没了那些必须准时到、准时开始的会议,也就没必要配专车、配司机了,五公里内快走,十公里内共享单车,二十公里内打车或者地铁,二十公里之外考虑一下是否今生真的一定要去。 有了时间之后,各种极致享受都可以负担了,比如不计时间长短地看闲书(尽管这样,这辈子还是看不完所有想看的书),比如不上闹钟午睡,比如泡古玩店。 后代们有自己的福分,相信国家、相信政府,不必给他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 02、挣钱真没数 再探上线:一个人可着劲儿花,需要多少钱?我的结论是:真没数,但是真没必要。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绝大多数人的脖子没那种负重能力。 比如只穿迪奥定制,比如用曜变天目盏喝茶,比如红酒只喝罗曼尼·康帝或者比自己年纪大的拉菲和拉图,比如天天吃鄂然捏的寿司和雪崴炸的天妇罗,比如常年住在一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堡,比如开一辆全球只有十辆的限量版跑车。 人类的基因编码很奇怪,有相当的自限和自毁设置。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生活,很有可能内心慌乱,自己都忍不住怀疑,为什么自己配得上这种生活,自己都忍不住幻想,这么过下去,劈自己的雷很快就会在路上了。 何况,用上千万元建盏喝茶的人很可能说不出建盏的美;天天喝康帝的人很可能分不清罗曼尼·康帝的真假或者理解顶级红酒真的妙处;天天吃鄂然或者雪崴做的食物很可能比天天吃各式煎饼套餐更容易厌倦;一个人住古堡的一个房间却要操心整个古堡的供暖和安保。 这样想来,财务自由在极大程度上其实和财务无关,还是和一个人的心智洞明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我现在有财务自由了吗?我摸了摸脑子、摸了摸心,还是不确定,就像我不确定我是否有了其他自由一样。 03、有钱了为什么还贪婪? 一个人体面生活之外的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钱财如果数目巨大,只是成就事功的资源;如果数目不大,都可以拿出来做慈善。如果不能全部拿出来做慈善,那就每年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来做慈善。 围绕身外的钱财。我见过很多奇葩。 比如,一定要把很多钱留给儿子,枉然不顾把很多钱留给一个资质平平的儿子其实是让他吸引很多骗子然后黯然神伤的最好方式。 比如,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所有的道路都光明,所有的桥梁都坚固,结果乱投资,十年前靠运气挣的钱,这几年凭本事都输光了。 每年捐出十分之一的习惯,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养成:小时候十分之一的压岁钱,没钱可捐的时候捐出十分之一的可用时间。 我问过一个富二代:“你父亲为什么那么有钱了还是那么贪婪?凭他的智商,这么多钱已经足够他惹祸上身了。” 富二代用了一个比喻回答我:“如果一个从小饿大的人,一直吃不饱饭,一生中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吃自助餐,钱已经交了,人已经在餐厅里了,您觉得他能忍住不往死里吃吗?这其实已经和饥饿本身无关了。” 当然,有钱并不可耻(如果在过程中没破坏国法和江湖道义)。做慈善,出钱、出力、出资源,在多数情况下,要先致富。多数大慈善家都是大富豪。反之,大富豪多数都是大慈善家,则不成立。 04、拿得起,放得下 对于财富、社会地位等,人性的常态是“拿起”:崇尚追求、奋斗、成功、基业常青。 我也是人,也被这么教育长大,也自我驱动这么执着地长大,也固执地认为“功可强立、名可强成”。“拿起”里有快感:杀伐决断,攻城略地。但是“拿起”并不等于快乐:老天爷没赏饭、本事不够、时运不济,“拿不起”,不快乐;拿起的一瞬间,追求的喜悦丧失大半,不快乐;拿起后想一直不失去,处处提防,常常想下一个“拿起”是什么,不快乐。 所以,比“拿起”更容易快乐的是“拿得起、放得下”,享受过程,接受失去,“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如果再进一步,我想和孩子说的是:在拿之前,要明确认识到,失去是必然,得到不是必然。...
冯仑:人生就是选择,强者的安全感源自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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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人生就是选择,强者的安全感源自竞争

封面图|《激战》剧照 01 问:前些年,有一个观点很流行,叫「宁要大城市的一张床,不要小城市的一套房」,可是这几年,我发现自己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好像不再一门心思地要待在一线城市了,好多人选择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很好奇冯叔怎么看这种变化? 冯叔:如果你也有机会到各地去看,你会发现,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国家现在应该是全球最好的了。交通、通讯、物流,等等,这些基础设施都做得非常好。良好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把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了。 以前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北上广深? 别的地方,或者更边远的地方,相对闭塞,信息没有北上广深通畅,交通、物流跟不上,优秀的人也过不去,于是,即使你去了,你也会发现在那儿机会很少,做事也难。 但是现在,基础设施非常发达,到达性非常好,服务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新一线城市,甚至是一些二线城市,经济增长很快,个人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 而在某些行业、领域中,这些城市相对更聚焦,发展的空间很大。 比如说做电商,在杭州不一定比在北京差,杭州是「电商之都」。做金融,在上海当然很好,但是有一些金融业务,因为现在的技术与服务条件,未必一定要在上海做,在上海边上的城市,比如苏州,不一定就不能做。上海和苏州距离不远,人员交流也很密切,苏州去上海也很方便,但在苏州的成本没有上海那么高。 也就是说,新一线城市以及一些二线的城市,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变,人才的流动更加方便了。于是年轻人的选择变多——可以去上海,也可以去杭州、苏州,也可以去北京,觉得不行,再退回到一个觉得适合的城市,都可以。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在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希望生活更舒适安逸一些,于是去了成都。过了两年,找了个西安的女朋友,又搬到了西安。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从小接触互联网,在移动互联网上生长,对于资讯的接收更快,观念更开放,于是在选择、移动当中,恐惧感更少,安全感在增长。 我感觉,在这些城市之间流动,多数人心里已经没有障碍,或者说,障碍不像以前那么大。过去,不少人搬个家,都觉得恐惧。 另外,各个城市现在都在抢人才,也给了大家很多的机会。 总之,由于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城市的发展,新一线、二线城市的差异性在缩小,机会在增大,于是年轻人的选择有了更多的空间。在二线和准一线城市也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如果觉得在北上广深压力太大,就可以换一换。 02 问:也就是说,您觉得跟之前相比,现在人的流动性更强,年轻人的机会更多,选择的余地更大。 可是,也有这样一种现象:的确,现在获取信息更简单了,坐车更容易了,吃外卖也更方便了……衣食住行等等的便利性都比过去好太多,可是,这些便利性似乎并没有给很多年轻人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安定感。不少年轻人还是买不起房,也结不起婚,更别说生孩子。于是,才会有很多年轻人挤破头地去国企、事业单位等「更有保障」的地方,包括前一阵有个新闻,「名校毕业生到卷烟厂当工人」。好像,过去那种找「铁饭碗」的现象又有一定的回潮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冯叔:我认为这不是个好现象。这种情况如果持续,经济整体的竞争力一定会降低。 我觉得,人的安全感都是相对的。强者的安全感在于竞争,在竞争中获得的独特的优势,在竞争中领先别人很多,然后就有安全感。 当然,多数人可能不会那么强,于是要考虑各种可能的挑战,比如房子、结婚、孩子教育、养老,等等。 面对这些挑战,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通过竞争,年轻的时候直面压力。如果突破了这个压力,未来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 体制外也好,叫市场化的竞争机构也好,是不托底的,但也上不封顶,而且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另一种就是停下来或者退一步。到国有企业也好,考公务员也好,那就是获得一个平均的生活水平。看似压力小了,但将来能得到的上升空间其实也很小。只是它有个托底,但没有很多的上升空间。你一旦进去了,就没有太多的自由选择空间。不可能你想去哪儿去哪,或者这个事儿你不想干就不干,那个事不让干你还蛮干。 其实,人生就是选择,不同的人生,源自不同的选择。 比如我,要不是做生意,在体制内,我就得按部就班,按体制内的规则做事。上限是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会让我饿死,就托底。但是我出来做生意了,所有的工资,我自己挣,还要给别人发。 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所以如果是我,我宁愿选择竞争,而且也可能出现企业破产,我都接受。 所以这是两种人生态度。不是技术问题,是价值观问题,你得有一个选择。 当然,这也会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话题。比如说最近创业的人在减少,为什么?一旦破产,就「限高」,还有很多其它的限制,差不多「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我们出的法律、法规、政策,鼓励创业,比如深圳在试行个人破产制度,这个制度完善了,即使创业失败,破产了,也有口饭吃,个人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那么创业的人也会增加。 这些制度安排得好,当然有些人就不一定非要去考公务员,或者是到国企、事业单位了。 如果制度不鼓励,而且大家看到创业失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惨——企业做小了,没法活;做中等,破产了也很吓人,一辈子翻不了身;做大了,也可能最终成为「两院院士」,要么进医院,要么进法院——大家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当然就会躲开「危险区」,最后就到所谓的「舒适区」,那就是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 如果说现在创业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么五年八年以后,还能有类似头条、快手这样的公司出来吗?所谓的「独角兽」未来就可能越来越少。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出现是有概率的,而且概率很小。只有成千上万的人创业,才可能出现几个「独角兽」。总要有保证这个参与数量的社会氛围。这跟足球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踢足球的人就很少,那么诞生很多优秀球员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如果更多的人在追求安稳,回到「舒适区」,创业的人越来越少,未来优秀的「独角兽」企业就会越来越少,整个经济要通过创新引领发展,就会变得很难。这样的话,经济就没法保持活力,也没法增长,而政府承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年轻人去哪里,未来就在哪里。如果年轻人都往市场上去,不管是创业,还是去竞争充分的企业上班,哪怕做自由职业者,比如在网上做点什么,自己养活自己,整个社会的活力,竞争性经济的成长就会有更大的机会。
任正非给母校捐赠的方式让世人钦佩、震撼、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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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给母校捐赠的方式让世人钦佩、震撼、感动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我认为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的关于任正非的小故事。 大家知道冯仑吗?冯仑是北京万通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心目中的任正非》,文章第一次揭示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小故事: 有一天,任总的秘书急匆匆地跑到他的办公室说:“报告任总,您的同乡您的母校都匀一中校长胡立军一行4人来拜访您了。” 任总一听同乡又是母校的校长,非常高兴。于是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接待室里胡校长终于见到了他仰慕同时又非常崇拜的中国知名的企业家,还是同乡:任正非。 借这个机会,他向任总全面地报告了一下学校的发展建设等各方面的情况,最后他还委婉地向任总提出一个请求,意思大家都明白,希望任总为学校捐点善款。 任总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认真地边听边琢磨。他心里想,确实我还应该为母校做点什么,但是他又转念一想我应该先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成以后再捐献也不迟。于是他压低嗓门非常平和的就给校长提了一个问题。 说:“校长,请问咱们学校的校训是什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个问题一提出,校长懵了。为什么? 因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同时这个学校还有一个问题,建校时间太长,1905年建校,距今116年了。多年来学校的校训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另外,这些年来也没有人真的深入进去思考这个问题。 任总好像看出来了,于是就发话了,说“校长啊,校训对于一个学校建设非常重要。它是学校的办学原则和方向目标。一个学校没有办校原则和方向目标是办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校长你首先要讲清楚咱们学校的校训是什么。如果你讲不清楚的话,给你开个玩笑,我的善款就没法捐赠啦。” 这个时候胡校长的内心非常忐忑,牵强附会地解释了一番,实际上根本就不靠谱。而且把他自己还急得出了一头大汗。 这时,任总看出来了,任总说:“校长,这样吧,我来帮助学校治理制定一下校训。当然这个校训一定要让学校的全体师生完全认同,到那个时候你放心,我的善款一分钱不会少。” 听到这些后,校长提到嗓子眼上的心,终于慢慢地舒缓下来了。同时,他震惊地发现:任总的思想、任总的境界、任总的视频、任总的格局,让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为自己的学校有这样的校友,感到无比的自豪。内心深处发出一个意念:今后一定要好好地向任正非学习。 校长一行回去后,任正非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不敢有半点的迟延和怠慢。 他首先发了十几份邀请函给三类人:第一类是知名企业家,如前面提到的冯仑,还有联想的原董事长柳传志; 还有教育家,还有政府官员。活动地点是一个胡同里的四合院 。这一天,冯仑早早地来了,走进四合院一看有人比他来得还早。谁?原来是联想原董事长柳传志。这个时间陆陆续续大家都到了,坐下以后任正非说:“感谢大家支持我,我们这两天的活动内容就是为我的母校‘都匀一中’的校训共同贡献大家的智慧。 同时也感谢大家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结果,这十几位社会精英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通过研究与讨论,都匀一中的校训终于诞生了。这个校训一共20个字,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叫励志、崇实、担当。崇实就是崇尚、实际和实践; 第二部分是视野、意志、品格;第三部分是放眼世界、自强不息。非常有内涵。 今天这个校训已经变成都匀一中的灵魂,同时也变成全体师生的行为规范。 讲到这里,你肯定有所感触:现实生活中企业家和社会名流,向自己的母校捐赠的这样的事比比皆是,也可以说多如牛毛。但是像任正非这种把精神世界放在第一位的方式却少得可怜,凤毛麟角。为什么? 任正非一直认为教育是基础盘、教育是根基、教育是立国之本! 他说,未来国与国之间拼的是什么?不是军事,不是经济是教育。所以说他把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同时他还认为学校有两种财富:一种是物质财富,是养人的;还有一种叫精神财富是育人的。只有一个国家教育系统的精神财富丰富、健康。积极向上,这个民族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整个世界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李奇霖:年底社融有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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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霖:年底社融有多低

作者:李奇霖 孙永乐(李奇霖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摘要 日前,央行召开了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表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引导贷款合理增长,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那么在央行再次定调货币政策方向之后,下半年,国内的流动性环境会是怎么样的格局呢?与上半年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本文基于对社融主要分项的考察,认为今年年末的社融同比增速大概在10.6%左右。因为去年基数以及我们认为政府债会延续到四季度发行,今年的社融同比低点可能在9月,四季度社融同比反而会有所回升。 日前,央行召开了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表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引导贷款合理增长,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整体定调延续了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述。那么在央行再次定调货币政策方向之后,下半年,国内的流动性环境会是怎么样的格局呢?与上半年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01、从宽信用到结构性紧信用 今年上半年国内流动性环境呈现“宽货币+结构性紧信用”的格局。 一方面,狭义流动性超预期宽松。银行间市场质押回购利率(DR007)上半年平均加权利率为2.18%,在大部分时期都低于政策利率(OMO利率)。 要理解狭义流动性之所以宽松,核心还是要看央行。虽然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同时,PPI在5月份的时候还一度达到了9%的高位。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一轮经济复苏和通胀走高都是结构性的。 总的来说,国内经济呈现外需好于内需、大型企业境遇好于中小微企业、奢侈品消费好于日常消费、PPI涨幅高于CPI的格局。 在结构性的行情下,对主要由供给推动的结构性通胀,政策主要是控供给端,比如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行为,直接投放国储等等。同时,也会通过加大对基建和房地产的调控,来控制一下需求。 而面对“K型”经济复苏,央行为了降低实体融资成本,保小微企业,就将资金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虽然在此前几个月里,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几乎维持着零投放的水平,但是从资产负债表上来看,央行也在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向市场投放资金。 比如5月份,在公开市场操作是零投放的时候,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规模增加了4696亿元。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向市场投放了一部分资金。 除了央行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对这一轮资金面宽松形成助力。比如财政后置。今年上半年在出口的带动下,国内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加上考虑到后续经济可能会有下行压力,专项债缺乏优质项目匹配等,所以财政在上半年留有余力,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偏慢。 按照社融的统计口径,今年上半年政府债券融资规模为2.45万亿,占计划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赤字规模+专项债发行规模)的比例仅有34%,规模相比于2020年同比下滑了35.7%。 政府债券发行偏慢不仅使得社融的同比增速走低也导致今年上半年市场上出现了资产荒,比如因为一级市场发行量不足,所以市场开始抢筹,体现为政府债券的发行全场倍数等指标走高。同时,一级市场旺盛的行情也会开始带动二级市场债券收益率回落。 另外,债基和货基的发展等也为此前流动性宽松做出了贡献。比如因为股市表现一般,资金开始从股市流向货基或债基,由此带动非银存款走高。 另一方面,广义流动性环境明显收敛。上半年社融存量同比增速从去年12月的13.3%快速下滑至6月份的11%,降幅达到了2.3个百分点。其中,3、4、5月份的降幅0.5个百分点以上。 从结构上看,拖累社融增速的主要是表外三项(主要是信托贷款)、企业债和政府债,而贡献项则是国内外信贷。 第一,信贷规模继续走高主要与政策引导银行加大对制造业和普惠金融等领域的支持力度相关。 总的来说,上半年信用环境是结构性的。紧信用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领域和地方隐性债务上。在政策严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严控房地产的背景下,房地产等领域的信用环境明显收紧,比如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回落,比如房地产信贷规模回落等等。 从数据上看,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增加2.42万亿,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为18.9%,相比于2020年下滑了6.5个百分点。 但对于普惠金融领域和制造业企业,今年上半年的信用环境是比较友善的。年初,政策就提出了今年大行的普惠小微贷款要增长30%以上。此后,政策也多次表态要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 在政策的引导下,2020年上半年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5%,同比多增8324亿元。同时,上半年对工业的中长期贷款同比也多增了7507亿元。 第二,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压降主要是因为监管趋严。比如在年初的信托监管工作会议上,监管层明确表示,2021年将继续开展“两压一降”,继续压降信托通道业务规模,逐步压缩违规融资类业务规模,加大对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 同时,自去年以来,对房地产融资的监管也推动了信托规模的走低。毕竟房地产一直是信托资金的主要投向,但是随着监管加大对房地产的监管力度,房企的表外融资规模明显压缩。 用益信托网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房地产集合信托成立规模为2988亿元,已经连续两个半年度回落。在严监管和地产政策收紧的时候,委外贷款和信托贷款合计减少0.83万亿。 第三,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规模下滑可能并不是因为企业减少开票,从数据上看,上半年票据承兑规模为12.3万亿,同比增长了5.34%。我们认为未贴现银行汇票规模降低更多的是银行将表外信贷转为表内信贷的结果。可以看到今年二季度票据融资规模明显回升。 第四,企业债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少增1.8万亿,但与2018年和2019年的企业债融资规模相当。这意味着企业债融资规模少增主要是因为去年基数太高了。去年因为货币政策宽松,融资环境好叠加企业资金链紧张,企业债的融资规模达到了3.3万亿,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今年则只是回落到正常水平而已。 当然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别的原因。比如,企业债上半年少发可能还受到了监管的影响。此前,城投债、房企债历来是信用债的发行主力,但是在监管加大对地方隐性债务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之后,城投债等信用债的发行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比如在4月份深交所和上交所均发布了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指引,提高了城投债的发行门槛。在门槛提高之后,5月wind口径城投债的融资规模为-598亿元,创下了几年来的新低。 政府债券同比少增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里不再重复。 02、低基数下的社融同比回升 社融同比增速在经过了上半年的快速压缩之后,目前已接近疫情前的水平了,我们认为后续社融同比增速下行空间有限,在四季度可能还会因为基数等原因,同比出现回升。 对下半年社融走势的判断我们可以分项来考虑。 2.1.企业债和政府债由拖累项到支撑项 政府债是社融分项中相对可以准确把握的一项。今年年初政府目标设定的专项债额度为3.65万亿,财政赤字3.57万亿,合计7.22万亿,相比于2020年减少了2900亿元(不含1万亿特别国债)。另外,考虑到去年有1500亿的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专项债结转到今年,我们预计今年的合计额度应该为7.37万亿。 不过财政部最新下发行的地方债限额为4267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8000亿元(年初划定为8200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4676亿元(年初划定为36500亿元),减少了2024亿元。 同时,从历史经验上看,政府往往不会发满限额,其完成额度大概在96%左右。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认为今年政府债的发行规模约为6.88万亿左右。 上半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新增债券1.48万亿,wind数据显示国债净融资规模5448亿元。综合来看,下半年政府债的剩余发行额度为4.85万亿。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测算下半年政府债的发行节奏。对于国债,我们以过去三年国债的月度发行进度为基础,进行计算。对于地方债,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往年地方债一般会集中在二三季度发行,近两年随着债务额度提前下达,一季度的发行规模也有所回升。 但是此前财政部表示可以适当放宽专项债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把握发行节奏。而政治局会议也表示要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认为地方债的发行节奏会平滑到四季度。...
李嘉诚:做生意,真正厉害的人,往往很少亏钱,而秘诀只有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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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做生意,真正厉害的人,往往很少亏钱,而秘诀只有四个字

李嘉诚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标杆和独一无二的商业传奇。在70多年的商业历程中,李嘉诚几乎从未遭受过太大的损失,换句话说,他做生意很少亏钱。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李嘉诚做生意很少亏钱,秘诀就只在于“趋利避害”这四个字!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几乎每个生意人都想做到趋利避害,可真正能做到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那么,李嘉诚如何认识到趋利避害的重要性的呢?这实际上源于他在创业初期遇到的一次事件,这次事件也奠定了他的财富传奇。 22岁那年,李嘉诚创立了长江塑胶厂,决心大展一番拳脚,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遭遇了这次影响他一生的事件。 李嘉诚非常高兴,因为只要他能赢得这个大订单,长江厂肯定就能向前迈出一大步。因此,李嘉诚增加了数个夜间班次,设计出了让客户满意的样品,并迅速将它们投入生产。出乎意料的是,当所有样品都生产出来后,李嘉诚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对此,李嘉诚是如何应对的呢?他没有选择索赔,也没有发脾气,而是非常大度地表示: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愿意的,样品已经设计出来,就送给你们,以后如果需要,就不用再麻烦了。李嘉诚做出这样的选择,让初创的长江厂损失不小,但却让美国公司感动不已,也十分敬佩,觉得这个生意人尽管目前事业还很小,但绝非池中之物! 这件事情过去后的一段时间,李嘉诚在经营上遭遇了一次不小的危机,急缺周转资金,而一个美国商人主动找到了他,表示愿意投资,李嘉诚感到奇怪,因为双方并不认识,后来一聊之后才知道是之前那个美国公司推荐过来的。 在经历这次事件后,李嘉诚受益匪浅,既坚定了自己做生意就是做人的商道精神,又启发他深入思考,做生意怎样才能趋利避害?遭遇意外的危机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与合作伙伴和对手相处?就这样,他养成一个很好的商业思维,那就是不断假设危机,然后提前寻找趋利避害的解决方案,做到谋定而后动。如此,李嘉诚做生意,当然就很少亏钱了。
“铁血娘子”董明珠有多狠,40天追回42万货款,与雷军豪赌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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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娘子”董明珠有多狠,40天追回42万货款,与雷军豪赌10亿

董明珠在企业家中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另类,这不仅是因为她是女性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她那传奇的职业生涯。我们都知道董明珠是格力的董事长,她带领格力一路披荆斩棘,但或许更多的人不知道董明珠进入格力时已然有36岁的“高龄”。 一、董明珠在格力的成长 1954年,江苏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诞生了一个女儿,女儿的名字叫董明珠。这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全家最疼爱的孩子。董明珠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孩子,在安徽芜湖干部教育学院毕业后,董明珠在南京一家化工研究所选择了一家行政管理工作。 随后董明珠便结婚生子,如果不是命运的不公,或许董明珠会这样一直相夫教子下去。然而命运在董明珠30岁的时候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董明珠30岁那年丈夫因病去世,孩子也只有两岁。一时间,家中所有的负担都落在了董明珠的身上。 时间来到了1990年,董明珠这年36岁。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似乎也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而董明珠此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远赴珠海在一家空调企业做基层销售,从零开始,董明珠选择的这家企业叫做海利,这是格力的前身。 那时候的海利并没有核心技术,所有的空调只是简单的组装。刚进入海利的董明珠还没搞清楚业务内容,就被老板朱洪江安排去安徽收缴42万的货款。在90年代,万元户已经是常人羡慕的对象,更不用说价值42万的货款,对于董明珠这样的新手来说无疑和登天一样困难。 但是董明珠就做到了,董明珠的狠劲儿第一次被展现出来。在当时董明珠只用了4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欠款的收缴。当时很多经销商都躲着这个狠人,但董明珠还是很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董明珠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领导的重视。董明珠的个人能力也在之后的工作中显现出来,1992年,董明珠一个人的业绩就占据了格力的八分之一,在当时光靠提成董明珠的业绩就达到了可怕的几百万。 随后在1995-2005年这十年的时间里,格力空调的产量收入和市场占有率都稳居全国首位,这一切都和董明珠的努力离不开关系。2005年格力的大股东珠海格力集团和珠海国资委想要将格力卖给美国企业,当时董明珠曾说出一句话让大股东放弃了这场收购案。 董明珠曾说:“他们现在是世界五百强,未来未必是;我们现在不是世界五百强,未来也未必不是。” 二、董明珠在格力的硬仗 都知道格力有个董明珠,不过董明珠也从来没有让格力失望。1992年,董明珠的个人业绩为3650万元,被誉为营销女皇。1994年董明珠全票当选经营部长,一年后格力电器的销售额提高了7倍,总额到达了恐怖的28亿。 董明珠在格力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会得罪很大一批人,也有几场硬仗要打,不过董明珠靠着自己的能力总算坚持下来。 在当时曾经有一个年销售1.5亿的经销商趾高气扬地向董小姐要特殊待遇,语气中有种不容商量的傲慢。董明珠则表示只要违反原则,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就在当时直接将这位经销商开除。 董明珠还立了一条规矩,以后的经销商不允许先欠款再拿货,必须以现金购买随后再拿货。这一下惹怒了很多经销商,之前的经销商都是先拿货去卖,卖得好钱自然能给到格力,卖得不好格力收钱也就困难,为了能够彻底改变这一现象,董明珠才立了这样的规矩。 尽管经销商多次不配合,但是从1997年开始,格力空调的账单上没有一分钱的应收账款,也就是说这些硬仗董明珠最后打赢了。 三、和雷军的10亿豪赌 2013年经济人物典礼上,雷军曾对格力的董明珠说出这样一句话:“如果五年内小米的营收额超过格力,希望董明珠能够给自己一块钱”。而董明珠在当时霸气地回应“要赌咱们就赌10亿的”,就这样,董明珠和雷军的10亿豪赌就此展开。 我们先来分析下当时的情况,2012年格力的销售额已然达到了1000亿的恐怖数字,而小米创业之初只有126亿的营业额,因此很多人都以为小米会输,董明珠自然也会这样认为。 而在之后的五年中,小米涉及了其他的领域,这笔赌约就自动取消。不过有些数字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的,2019年,五年的期限已到,虽然赌约取消,但是从营业额上我们也看出一些端倪。 2019年,格力电器的报表上显示上一年格力净赚262亿元,营收额达到了1981亿元,而小米的总营收额是1749亿元。从报表上可以看出董明珠赢了,即使赌约依然存在,董明珠也不需要赔付10个亿。然而董明珠却认为自己输了。 董明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格力虽然在数据上面占据了优势,但是格力在五年的时间才增长了800亿,而反观小米五年的增长是格力的两倍。要知道五年前小米的营收额才不到格力的五分之一,而五年后这个营收额已然快赶上格力这个庞然大物。 所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雷军才是最后的赢家。 四、董明珠未来的计划 赢了和雷军的“赌约”后,董明珠也认识到了格力的缺陷。随后董明珠的狠劲儿又一次被激发出来,董明珠不断跨界手机和汽车,虽然效果不太明显,但董明珠从来不会认输。这一次董明珠又盯上智能装备,并提出计划,到2023年的营收额要达到6000亿。 只不过董明珠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还是一个谜,如今董明珠已然是66岁的高龄,她这一届董事长的任期到2022年1月就会结束,2023年的目标能否达到可能需要下一批领导者,下一个董小姐。 那么下一个带领格力创造辉煌的是谁呢?我们拭目以待。